《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新增刑事和解程式，並做專章規定，嫌犯觸犯刑法，但可能是輕微犯罪，或事後得到被害人諒解，今後可能不予起訴或從寬處理。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張軍對於“花錢買刑”的質疑稱，司法機關應當嚴格限定和解範圍。（9月26日《河南商報》）
需要先厘清“刑事和解”的內涵、定義與適用範圍，以消弭“花錢買刑”的質疑。不同的案例對於“花錢買刑”有不同的實踐效果，沒必要將其“一棍子打死”。
論證“刑事和解”是否正當，方法很簡單，就是權衡各方之間的利益得失，尋求社會整體利益的最大化。畢竟，刑法的基礎不是為了懲戒而懲戒，而是為了恢復社會秩序，將刑事案件本身對社會造成的影響減小到現實可控的範圍。而國外也有類似的程式，叫“恢復性司法”，但經濟賠償只是一方面的因素，此外還包括悔罪、溝通、道歉、心理撫慰等一系列的做法。
去年廣東江門，就有一個“刑事和解”的現實案例。駕車撞死人的龍某，在死者家屬的認可下，江門江海區人民檢察院對其作出不起訴決定，龍某向死者家屬賠償46萬元而無須負撞死人的刑事責任。必須承認的幾個細節是：龍某有自首情節且未逃跑，也沒有酒駕與違規駕駛嫌疑；再則認罪態度較好，積極給予死者家屬道歉與賠償。此案的確應屬於“刑事和解”的適用範圍。
“刑事和解”的法律正當性顯而易見。只是，在司法實踐中，法律應被不折不扣地執行，一旦濫用或淪為紙上談兵，皆會消弭司法正義。當下在“刑事和解”細節未出臺前，不應急著為“刑事和解”正名，因其本身尚有不少漏洞。
一是“花錢買刑”的質疑。每次因經濟賠償而讓當事人減輕或免於刑事處罰的做法，都被各界質疑，而在質疑聲中，“強買”也是主旋律，不可否認，一旦“刑事和解”正名，那“強買”現象必會有增無減；二是“用權換刑”的質疑。有錢者用錢，有權者會不會用權壓人？同樣值得警惕。當這些質疑無法消弭，“正名”之事便應從長計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