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收還是減收，原本是衡量財政預算精確度或管理能力的一種手段。只要超收或減收的數量不是很大、比重不是很高，特別是同方向運作的時間不是很長，都可以認為是正常的。相反，如果超收或減收的數量過高、比重過高，同方向運作的時間過長，就應當分析原因、搜尋問題、採取對策，防止這種現象的再延續。否則，不僅會嚴重影響財政預算的嚴肅性，而且會對經濟社會發展産生極為不利的影響。
而從我國目前財政工作的實際情況來看，自1994年實行分稅制財政體制以來，超收已成為一種完全失去控制的現象，不僅超收的數量越來越大，而且超收的時間已維持了18年。特別是近10年來，超收收入已高達5萬億。
雖然按照有關部門的説法，超收都有一定的理由，如經濟發展速度超出預期、一次性增收因素、徵收管理體制的調整、清理欠稅等，但是，這顯然無法有效證明這樣的現象是正常的，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和財政預算管理的要求的。因為，一年、兩年的大幅超收現象可能是存在的，連續18年超收，且多數年份的超收比重都遠高於國際公認的5%的“合理線”，就不能不讓人對預算的規範性、有效性、約束性以及財政收入增長的合理性産生懷疑了。
有專家認為，中國目前出現的連續大幅超收現象，已不是簡單的預算精確度問題，而是體制性、機制性問題。應當説，這種分析是客觀的，也是一針見血的。因為，從分稅制改革以來的情況看，財政收入增長已完全脫離了《預演算法》所規定的內容，而變成了地方政府追求政績、追求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的一種工具。凡是從事財政、稅收工作的人都清楚，每當年終關賬時，地方政府都會圍繞財政收入的增長進行“較量”。經濟實力比較接近的地區比總量，經濟實力比較懸殊的地區則比增長率，以至於12月份的財政收入總是存在很大的變數。
財政收入大幅超收的結果，自然是財政支出的大幅增長。這就帶來一個問題，按照《預演算法》的規定，財政資金的使用必須有計劃、有目標、有項目。凡是年初沒有編制支出計劃的項目，除特殊情況之外，一般不能安排和追加預算。那麼，超收就意味著預算結余，應當列入到下一年度的預算安排。可是，這麼多年下來，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結余了多少呢？超收的收入都用到哪去了呢？顯然，超收收入已完全游離于預算監督之外，成為各級政府的自由裁量資金了。
既然資金的使用可以不受約束、不受監督，可以由各級政府自由支配、擅自安排，那麼，超收自然就無法控制了，《預演算法》也就會變成一種擺設了，而財政資金則變成了一種見頭不見尾的東西，公眾可以看到財政收入的形成、看到每年大量超收，但看不到資金到底都被用到了哪。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財政收入連續18年高速增長，特別是今年以來在企業普遍面臨經營困難、大量中小企業停産和半停産的大背景下，財政收入仍然以GDP3倍的速度增長，有關方面在解釋財政收入增長的原因時，還列舉大量數據説明，財政資金2/3被用在了民生方面。我們不禁要問，財政管理如此薄弱，預算如此沒有約束力，財政資金的安排和使用真的能夠突出民生嗎？要知道，如果真的像有關部門所説的那樣，別的不説，單是十年5萬億的超收，教育、衛生、住房等領域就不可能出現目前這樣的現象。
顯然，這樣的解釋有些擺“烏龍”的感覺。因為，如果財政資金的管理和使用真的是高效率、高水準的，就應當把明細賬拿出來。特別是超收收入的分配和使用，應當見首見尾，既能看到它的來路，更能看到它的去處。更重要的，財政預算不能成為樣子貨，而應當是一種約束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