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發展中心主任李鐵日前稱：作為政府的考慮，不希望在特大城市出現像巴西、印度等國的“貧民窟”現象。在中國沒有出現大量的貧民窟，原因是我們限制了農村人口進入城市。當然這種限制政策也抑制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也妨礙了中國農村的發展。（4月13日 中廣《經濟之聲》）
很多人不能理解中國大城市近乎妖嬈的有序與整潔、以及不少城市對這種有序有整潔的“強迫症”。城市化與現代化就像一陣風，蕩滌得我們一塵不染。我們擁有輕盈如芭蕾般的高速交通系統、時髦的大型購物中心和壯麗的CBD，但即便上海和北京街頭的流浪漢加起來，怕也只是紐約的零頭而已。即便是這樣，驅趕之聲、邊緣之策仍不絕於耳：比如禁止分租群組，比如扣上“治安危險分子”的帽子。
我們為什麼沒有貧民窟？沒有貧民窟的城市是榮耀還是恥辱？這兩個問題息息相關又不好意思深問。好在李鐵先生給了一個誠實而理性的答案：“在中國沒有出現大量的貧民窟，原因是我們限制了農村人口進入城市。”換言之，如果城市的門檻低一點，貧民窟于我們顯然也不是絕緣體。城市少了貧民，當然更便於管理、更富於效益，但對於人口的自由流動而言，卻是權利的生生閹割。中國在2010年的城市化率為47.5%，改革開放30年，平均每年以一個百分點的速度增長。不過，即便是在這既有的47.5%之中，在城市就業但不能定居的人口占到了10%——因此，所謂的“47.5%的城市化率”，實際上能享受到公共服務水準的不到40%。這不到40%的人口，與貧民無關。
貧民進不了城市，於是城市就沒了貧民窟——相較于貧民窟給城市帶來的困擾，“進不了城”的鬱悶是不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小事呢？聯合國人居組織在《千年宣言》中提出了建設“無貧民窟城市”的目標，力爭在2020年使世界城市中的一億貧民區內居民的生活獲得重大改善。但是，“無貧民窟城市”的定位顯然不是概念偷換成“無貧民城市”的詮釋。這就好比學校裏説杜絕學生作弊，為了實現這個完美目標，乾脆把所有學生開除出去——作弊現象是“根治”了，學校還能稱之為學校嗎？同理，以驅趕窮人為手段的“無貧民窟城市”政績，還能算是現代城市的合法作為嗎？
提出這樣的反思，並不是為了吹毛求疵。幾個世紀以來，人類對城市模式的探討，從來沒有停止過。從“烏托邦” 到“理想城市”，從“理想國”到“田園都市”，一系列的理論和模型無不在探索如何建立城市在空間上、秩序上、精神生活和物質吐納上的平衡與和諧。當下中國城市化最大的問題是什麼？筆者以為，答案應歸於“公共服務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令城市“整齊”得有些怪異：比如城市溫情的缺失、人際關係的斷裂，諸如此類的症候群正逐一凸顯。
什麼樣的城市是我們的理想？它至少應該涵蓋以下幾個要素：完善的居民構成，合理的房屋所有權結構，完備的基礎設施，適宜的居所環境，充分的就業與創業機會，以及深厚的城市凝聚力。在這些要素中，“居民構成”是最基礎的環節。很多人都在講，説城市要“悅納”窮人——這個説法其實很有偏頗，因為正常的城市本來就離不開窮人，而不是以居高的姿態去恩賞窮人的“進門權”。
好在相關部門已經明確，“在未來中國城市化發展進程中，戶籍制度改革，讓進城農民在城市定居落戶將是重點和難點”。戶籍藩籬不僅使得城市貧民窟不復出現，更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動與公平的社會福利。在我們為沒有貧民窟而高興的時候，別忘了很多窮人在城外敲門；當然更不能忘了，在我們的“棚戶區”、“窩棚區”、“城中村”等，也如影隨形著貧民窟的某些魅影。(鄧海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