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相識到相戀，鄧穎超和周恩來的戀愛過程並不十分曲折。鄧穎超的開朗和思想上的進步在當時深深的吸引著周恩來，並讓他們最終走到了一起。當然，關鍵就是他們有共同的遠大理想和堅定的信念，這是他們兩個五四運動就奠定了的，他們是因反帝、反封建、反帝國主義走到一起的。這是他們兩個最大的基礎，所以周總理認定要為共産主義奮鬥之後，他就認定了鄧穎超是他終身的革命伴侶，確實是這樣，因為幾十如年一日，他們的理想信念相同，他們的工作作風也相同，都是雷厲風行，都是心裏裝的是為人民服務，沒有任何私心雜念。鄧穎超參加革命以後，尤其是和周恩來結婚以後，總理老壓著她，他們約定，不許在同一個單位，當年鄧大姐要上政務院擔當職務，總理不讓安排，所以到婦聯。
從革命青年，到結發伉儷，到國家領導，周恩來夫婦以共同的遠大理想和堅定信念、雷厲風行和公私分明的作風，成就了事業，成就了自我，同時也給我們後人留下了無比珍貴的精神財富，他們的思想和功績將永載史冊，萬古流芳。
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周恩來、鄧穎超，有著令人羨慕的地位和權力，但是，他們從不以此為炫耀，從不享受特權、濫用職權，相反，卻非常謙虛謹慎、嚴以律己，一心為公、一心為民，唯獨沒有他們自己。他們無兒無女，始終將人民的安危冷暖裝在心頭、記在心上，日夜忙碌奔波，不辭辛勞，鞠躬盡瘁，他們是中華民族的好兒女，是黨和人民的好公僕。
開國總理周恩來是全國的當家人，可他向來都是公私分明。在公私分明方面，周恩來留給我們很多動人的事跡。在人們在印象中，周恩來總是那樣衣冠楚楚、風度翩翩。殊不知，他僅有的幾套料子服裝，大都穿了幾十年，有的破損了，織補後繼續穿。周恩來的家常飯菜很簡單，主食經常吃些粗糧，副食一般是一葷一素一湯。建國初期，周恩來搬進了中南海西花廳，一住就是26年，直到他去世。周恩來對自己乘坐的轎車沒有什麼特殊要求，後來他經常乘坐的專車是紅旗轎車。他説：“別人不坐我坐，我喜歡國産車。”在用車問題上，他公私分明，毫不含糊。他去理髮，看病，探親訪友，看戲等，都算作私人用車，總要叮囑身邊工作人員照章付費，從工資中扣交。周恩來個人請客吃飯一律自費。周恩來不收受饋贈禮物。1961年春節前夕，他收到家鄉淮安縣委託人捎來的蓮子、藕粉等土特産，當即委託辦公室回信，並寄去100元錢。周恩來總理1976年1月8日去世後，身邊工作人員整理了周恩來和鄧穎超兩人的工資收入和支出帳目。收入只有單一的工資和工資節余部分存入銀行所得的利息，別無其他進賬。而支出的項目比收入的項目要多一些，大體有這樣幾項：伙食費、黨費、房租費、訂閱報紙費、零用費(購買生活用品)，特支：補助親屬和工作人員、捐贈費。
周恩來和鄧穎超是共同奮鬥的親密戰友，又是相濡以沫的終身伴侶。他們一生奉行“互敬、互愛、互信、互勉、互助、互讓、互諒、互慰”的“八互”原則，堪稱恩愛的模範夫妻。儘管這樣，周恩來對鄧穎超不但沒有絲毫關照，反而要求格外嚴格。同時，鄧穎超也從不借助周恩來的名望、職務，所以她有獨立的自我，反而受人尊重。周恩來沒有子女，但撫養過一些烈士遺孤。對這些烈士子女，他既關懷備至，又嚴格要求，十分重視對幹部子女培養教育。早在建國初期，他視察北京101中學時，就以清朝八旗子弟為例，告誡幹部子女們不要特殊化，不要脫離勞動，不要脫離群眾。他説：“你們如果特殊化，脫離了群眾，人民是不會答應的。”周恩來對身邊工作人員很關心、很熱情，但對他們的要求也很高、很嚴，決不允許有一點特殊化。
公生明，廉生威。人到無求品自高。周恩來夫婦用自己的公私分明、廉潔自律贏得了人們的尊重，成為了一代楷模。然而，我們的一些黨員領導幹部，卻不能很好地管理好、教育好、引導好家屬、家人以及身邊工作人員，不但自己不能很好地做到務實為民清廉，利用職權為家人謀取私利，安插家屬、家人到自己單位或“油水”多的部門，還縱容、默許家屬、家人以及身邊工作人員倚仗權勢，為非作歹，為所欲為。更有一些幹部夫妻，夫唱婦隨，共同受賄，一道腐敗。對照公私分明、廉潔自律的鄧穎超夫婦，很多官員應該感到臉紅，受到道德的譴責，情節嚴重的還應該得到法律的制裁。（倪洋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