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就經濟優勢轉化為戰略優勢展開討論（見昨日“國際論壇”版文章），十分必要。近代以來，中國就一直面臨著這個尖銳的問題。據史家考證，1840年鴉片戰爭前夕，清王朝的GDP佔世界總量的1/3，比美歐的總和還多得多。然而，不列顛的幾十艘遠征艦船就可以將數十萬清廷軍隊打得落花流水。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然而，當年面臨的挑戰再次考驗中國，中國的經濟優勢仍然無法有效轉化為戰略優勢，中國成為當今世界的“經濟巨人，戰略新手”，在重大的戰略角逐棋局中幾無優勢可言。在全球問題上，中國缺乏做美國戰略棋手的大國勇氣，在很多問題上舉棋不定。在地區問題上，中國不敢與周邊國家建立戰略關係，在戰略意圖上遮遮掩掩。在維護合理鐵礦石原材料價格、突破國際貿易保護主義重圍、反擊各種形式的“中國威脅論”等功能性領域更是眾説紛紜。中國在世界上的戰略模糊態度，不僅令世界對中國未來的走向報以猜忌和懷疑的目光，也令中國自身陷入尷尬，大大削弱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和戰略號召力。
中國在戰略上缺乏優勢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大戰略的滯後。中國的大戰略最初來自於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戰略，亦即依靠第三世界，聯合爭取第二世界，分化和反對第一世界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思維。這一國際統一戰線的戰略清晰易懂，操作性強，成為一段時期中國外交的主導戰略。然而，20世紀80年代以後，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推行，並受冷戰終結的影響，這一以“反霸”為核心特徵的大戰略逐漸為集中精力推動現代化建設和“韜光養晦”的戰略指導方針所取代，加上全球化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影響，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日益變得相互依存。這大大增強了中國選擇大戰略的複雜性，也極大地限制了中國進行戰略設計和戰略選擇的決心。由此導致的一個結果是，中國大戰略遲遲難以出臺，在世界大變革和中國大變革的雙重擠壓下，中國大戰略滯後呈現出的負面效應越來越明顯。
中國大戰略的滯後，使得各個領域的戰略手段缺乏整合，弊端日益突出。缺乏戰略上的立場協調、節奏調諧和尺度把握，使得各個部門、領域、層次在處理日常事務時自行其是，不僅無法形成戰略能力上的交響和共鳴，而且形成了相互抵消和彼此掣肘的內耗。更可怕的後果是，利益分化導致部分領域的“分利集團”在綁架了國家核心利益的同時，還傷及中華民族的精神認同。目前，中國社會領域已出現了源於社會利益分化而産生的“新階級鬥爭”危險，尤其是在草根領域，各種極端主義情緒急速發酵，幾乎每一種主張，哪怕是合理主張都會受到來自自己人最為猛烈的攻擊。
因此，要想把中國目前的經濟優勢轉化為戰略優勢，關鍵是要抓緊制定中國的大戰略，在戰略設計、道統重建和制度創新上下工夫，積極應對全球化和資訊化帶來的挑戰。
首先，積極設計大戰略，強基固本。面對新世紀的複雜挑戰，從戰略全局出發，中國究竟是做美國領導下世界秩序的參與者，還是要做世界新秩序的改革者？選擇前者，就無法回避中西思想交鋒的問題，無法回避是否接受西方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念的問題。選擇後者，就必須提出一整套的改革戰略和構想，並確立一步步地實現戰略意圖的行動路線圖。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十幾億人口的大國來説，戰略清晰要比戰略模糊好，戰略清晰了，如此龐大的資源調控便有了基礎和根本。
其次，振奮民族精神，重整道統。在全球化時代，幾乎任何一個國家都面臨著“我們是誰？”的疑問。中國無法回避來自多元移民社群的衝擊，各種超國家認同、次國家認同、族群認同都在慢慢侵蝕著中華民族認同的基礎，傳統的中華道統陷入危機。中國需要從草根領域行動，推動自梁啟超、胡適、顧準等歷代先賢承繼下來的中華道統創造性轉化，確立適應全球化時代要求的中華價值系統。
最後，大力推進國家轉型、創新制度。從根本上來説，民族國家是一個國家適應工業化時代制度的表達形式，也被稱之為資源提取效率最高、功能最為強大的現代組織形式。然而，在全球化和資訊化時代，民族國家正在慢慢失去其制度優勢，“全球化的國家”（globalized state）的理念盛行：對內逐漸從硬統治向軟治理和善治轉型，對外逐漸從領土型國家向認同型國家轉型，這就要求中國在政治、經濟、社會和國際四個制度領域進行一系列創新，積極建設適應全球化時代的新中國。（趙可金：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