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親82歲了，從北京回老家補辦一個身份證，你們竟要她在那裏等一個月以後才可辦理，還強收她十元錢辦理電話通知費！”這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于建嶸教授25日晚在一條微博上發出的抱怨，事發地在衡陽市祁東縣公安局城西派出所。僅僅過了不到一天，當地公安部門親自登門道歉、退費，並表示會嚴肅處理涉嫌亂收費的戶籍協警。（5月27日《瀟湘晨報》）
這個看似值得高興的結果，卻讓我們這些圍觀者高興不起來。原因有二：其一，當地公安部門這項明顯涉嫌亂收費的“電話通知費”，難道只是針對於建嶸母親一個人嗎？恐不儘然。其二，如果被亂收費的不是于建嶸教授的母親，事情會處理這麼迅速，當事人會得到如此的“待遇”嗎？答案恐怕也是否定的。
最大的可能是，當地公安部門對所有前來辦理二代身份證或者是其他相關業務的人，都會收取所謂的“電話通知費”。而絕大多數普通市民，即便認為這樣的收費不合理，但也不得不交，即便投訴了也沒有人理會，最終也就不了了之。只不過這一次亂收費收到了名人于建嶸母親的頭上，結果被于建嶸利用自己名人的身份予以曝光，讓當地公安部門承受了巨大的輿論壓力，才以如此迅速的速度給予解決而已。
這也就是説，事情的迅速解決，並不是當地公安部門知錯能改，而只是偶然性地碰上了“不好惹”的名人，公安部門只好“自認倒楣”。而類似的事情以前還發生過不少。比如，院士的筆記型電腦被搶，當地公安部門迅速成立專案組後，10天內找回電腦。比如劉洋父母所住的小區停水停電，小區居民打出“劉洋別回家，家裏沒水沒電”的橫幅。結果17分鐘後，房地産公司的董事長就出面道歉，並給業主經濟賠償。
問題的關鍵是，對於絕大多數老百姓而言，自己既不是名人，也沒有身為名人的兒子和女兒，無法利用名人效應和輿論聲勢為自己維權。於是，也就沒人把他們的權益當回事。依靠名人效應維權的背後暴露出的，恰恰是普通人維權的艱難。所以，即便於建嶸母親的事情得到再圓滿的解決，都無法讓我們感到高興，反而平添幾分悲哀與無奈。對於普通人而言，如果沒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沒有對侵權者的嚴肅問責，則他們的合法權益，難免處於風雨飄搖的無保障境地。 （苑廣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