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1萬元國家賠償，浙江省高院的判決給了張輝、張高平一個説法，但本案的説法遠不應止於此。誰應該為十年冤獄負責？相關責任人何時受到法律的嚴懲？”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近日對張輝、張高平再審改判無罪作出國家賠償決定，分別支付張輝、張高平國家賠償金110.5萬元，共計221.1萬元。張輝、張高平十年冤獄的起因是2003年發生在杭州的一起強姦致死案，隨著真兇伏法，今年3月叔侄兩人獲無罪釋放。
此次浙江省高院的國家賠償決定，雖然沒有完全滿足叔侄兩人共計266萬元的賠償金要求，但兩者數額相差並不十分懸殊。在精神損害撫慰方面，合計90萬元的精神損害撫慰金，雖然無法平復叔侄兩人十年間所遭遇的折磨、苦痛、屈辱，但與以往案例相比，每人45萬元精神損害撫慰金的數額，在我國國家賠償案件中已是少見。2010年4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於修改《國家賠償法》的決定，在賠償範圍、賠償標準上取得重大進步，並對“精神損害撫慰金”作了明確規定。由於最高人民法院在相關司法解釋中，並未明確精神損害撫慰金的計算方式和賠償限額，各地法院執行標準各異。對比各地的情況，有的省份規定一般不得超過5萬元，情況特殊的不得超過10萬元。廣東的相關規定比較具體，金額也相對較高。廣東省高院以當事人喪失人身自由的時間，為確定精神損害撫慰金數額的主要依據，十年以上的，賠償20萬元以下，精神損害後果特別嚴重的，賠償30萬元以下。
張高平叔侄十年冤獄一案轟動全國，引起輿論廣泛、持續關注。可以相信，這一輿論背景是兩位受害者此次獲得比較高額精神賠償的重要原因。無論如何，浙江省高院的國家賠償判決，總算給了受害者一個説法，但是，本案的説法遠不應止於此。誰應該為十年冤獄負責？相關責任人何時受到法律的嚴懲？
反思張輝、張高平冤案的發生，我們看到，刑訊逼供、非法取證是造成冤案的首惡。相關公安、司法人員正是依靠刑訊逼供得來的當事人口供，把一個漏洞百齣的案件辦成“鐵案”。在我們能看到的冤假錯案中，幾乎都散發著刑訊逼供的“惡臭”。首先，儘管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嚴禁刑訊逼供，但處於弱勢的嫌犯幾乎很難提出刑訊證據，於是司法人員可以用盡酷刑而不用承擔責任，這是刑訊逼供在我國司法領域屢見不鮮的首要原因。其次，雖然在法律原則上，我國《刑事訴訟法》嚴格禁止刑訊逼供，但對一些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證據卻並不禁止，這在客觀上縱容了偵查人員以刑訊逼供手段破案。第三，“有罪推定”的影響深遠，這讓司法人員部分喪失了自我約束，對“犯罪分子”的仇恨給了執法者刑訊逼供的“合理性”。
今年3月，浙江省公安廳針對冤案作出表態，向當事人及家屬致歉，並表示要調查公安人員在案件中的相關執法問題。然而據媒體的最新報道，一手把張輝、張高平的冤案辦成“鐵案”的預審員、“女神探”聶海芬依然在一線工作，“職務還是大隊長”。有關部門致歉的誠意，不禁讓人表示懷疑。當然，不能要求一個預審員承擔張氏叔侄十年冤獄的全部責任，公檢法機關的一些其他人員也難辭其咎。對於每一個司法案件而言，公檢法機關本來應該是分工負責、互相制約的關係，但在這起冤獄中，我們更多看到的卻是公檢法配合多於制約、互相遮醜多於“揭短”。
如果沒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我們每個人都可能被冤枉，都可能像張輝、張高平那樣“徘徊在死刑的邊緣”。221萬元的國家賠償，不應是張高平叔侄十年冤獄的句號，而更應該是個開始，一個讓法律和制度變得更完善的開始。（樊大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