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昨日刊登一篇長文：《該不該“特赦”貪官》。近一個時期，或者説十八大以來，黨內外反腐呼聲日趨強烈，新的反腐大戲拉開序幕，幾隻“老虎”、幾十隻“蒼蠅”才被打著，便有“特赦貪官論”跑了出來。
如同多地迅速出臺以保護隱私為名的限制“以人查房”實則保護“房多多”一樣，“特赦貪官論”也有一個藉口：赦免貪官原罪，喚起他們支援政改。原文引述了歷史學者吳思、反腐專家李永忠以及經濟學家張維迎的觀點，我這裡轉引如下：
例如，吳思從轉型交易的角度，認為政改啟動後，法制的進一步完善會使一部分貪官的腐敗罪行被清算，同時政改過程中他們的權力被削弱，使他們在政改後的自保能力不足。一部分地方官員出於對此的憂慮，對政改的態度消極，而“特赦”則可以安撫這部分官員，從而減少政改的阻力。
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副院長李永忠則表示，如果腐敗分子將收受的全部賄賂匿名清退了，並且案發後，經查實退回的贓款與實際情況完全吻合即可得到赦免，以換取他們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支援。如果用“絕不赦免”的方法，抵抗會越來越頑強，最後可能會出現魚死網破甚至魚未死網已破的態勢。
張維迎也認為，反腐的目的是建立廉潔、高效政府，而不是為反腐而反腐，更不是為了殺人。他建議，以十八大為界線，十八大之後不再腐敗的官員既往不咎，十八大之後繼續腐敗的官員新賬舊賬一起算。張還主張，為求得民眾理解，應展開全民大討論，必要的時候可以進行全民公決投票。張預計，“特赦政策實行一兩年後，民眾就會認識到特赦的好處”。
《該不該“特赦”貪官》一文作者在引述吳、李、張的觀點後，又進一步有所發揮，妙不可言地獨創了“貪官理性論”：“這裡的原因在於，從理論上看，特赦之目的，是為了喚起貪官對政改的支援。中國目前以及今後的發展，受制于政改的不深入。政改所以不深入，又是因為這是一場觸動現行體制的大變革，現行體制的受益者，在未來的政改中，將很可能成為被改革的對象。而貪官，作為非法的受益者，無疑是改革的對象。但是他們又是握有權力和資源的一個群體，如果他們有抵觸情緒甚至反對改革，除非政改採取一種類似革命的暴風驟雨的激烈形式，否則，改革就很難推進。這種情況下，赦免貪官罪行，換取其支援改革，就成了雖不令人滿意卻最具可能性的選擇，也就是所謂‘兩害相權取其輕’。貪官也是有理性的，與其反對政改而在未來遭到清算，不如現在接受赦免以支援改革。”
中國的一些學者、專家喜歡紙上談兵、自説自話、一廂情願、自我意淫，缺乏對人類社會歷史與現實的深刻理解。
與貪官搞政治交易，我免了你的貪腐之罪，你來支援我的政治改革。人類社會進步的歷史上，有過這種成功的先例嗎？哪個國家、哪個社會的進步，不是通過革命，不是通過改革，而是與貪官交易獲取成功的？野豬都不相信的事情，專家、學者想讓全黨和全國人民相信，未免太荒唐了。
政改也好，反腐也好，本身就是一件“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事情。反腐是政改的一部分內容，政改必然要摧毀腐敗的政治基礎。與虎謀皮式的反腐，只能葬送政改，不可能成功。景陽岡上的武松，不是打死老虎，就是被老虎吃掉。反腐也是如此，你不打死老虎，最終就被老虎吃掉。蔣經國1948年跑到上海“打老虎”，沒有打死老虎，老虎把他嚇跑了，和他爹一起跑到臺灣了。如今“打老虎”再失敗，只能跑到釣魚島了。
政改要喚起的不是貪官的支援，而是黨心、民心的支援。不從黨心、民心中獲取政改的力量，卻要從貪官那裏尋求支援，聽了這些專家、學者的建議，後果只能是黨心、民心喪失殆盡，加速自我滅亡。誰反腐敗，誰就贏得了黨心、民心，誰就擁有了執政的合法性。黨心可用，民心可用，機不可失，時難再來。氣可鼓不可泄，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要證明“特赦貪官論”在中國行不通，不必搞什麼全民公決。要證明“貪官理性論”根本不存在，也非常簡單。舉近日發生的一件事例吧：因貪污受賄入獄11年的前山西省委副書記侯伍傑，改造不足7年就出獄了。我們假定這也是“特赦貪官”。結果如何呢？當地一些官員和煤老闆及名流富商爭相迎接，其禮遇猶如英雄凱旋。中國要真搞什麼“特赦貪官”，老百姓不被活活氣死，那就只有揭竿而起，還能指望“特赦貪官”領導或支援人民搞政改？你看中國的貪官有點理性嗎？有點理性的貪官提前出獄“特赦”之後一定是偷著樂，或羞于見人，哪有這麼高調亮相的？“特赦貪官論”、“貪官理性論”被侯伍傑和他的同道中人用行動宣告從此可以休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