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河南鄭州一座立交橋下，農民工劉紅衛在露宿20多天之後身亡。12月12日，同樣是鄭州，一名中年男子在路邊坐了三天三夜以後身亡。
農民工劉紅衛的孤獨離世已經讓公眾感到震驚，而眼下這名無名氏農民工的離去，更是深深刺痛了人們，成為社會不堪承受的重負。這些次第發生的悲劇，就像一個個刺目的驚嘆號，以生命隕落的極端方式向人們告白，城市裏、寒風中，還有農民工這樣一個缺乏遮蔽的群體，他們正徘徊在生與死的邊緣，期待著城市向他們張開保護的臂膀。
從不斷披露的新聞事實看，城市並非完全無動於衷，冰冷堅硬。誠如現場目擊者所言，120來了，110也來了，民政局救助站也來了。不僅如此，這個城市還有很多心地善良的普通人，一瓶熱水、一件棉衣，他們也曾為這些農民工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幫助。表面上看，方方面面似乎都盡力了，盡責了，盡心了，然而，這些救助並沒能挽回他們的生命。
實際上，這些農民工死亡的悲劇，折射出來的是這一群體在城市化進程中的艱難掙扎。
其一，這些年來，國內很多城市都建立了一套還算完備的救助機制，應急救助、民政收容、社會救助等等。這些制度儘管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為貧弱者提供一些援手，但如果放置到中國大規模城市化的宏闊視野來看，則顯然有些單薄，很難産生真正助力。
現有的救助設計，更多是出於優化美化城市形象的考慮，而非真正從農民工的實際情況出發，提供更體貼、更人性化的服務。其救助的目的仍是希望這些人最好離開這個城市，這個過程越短越快，則救助的積極性就會越高。而這，與農民工進城打拼討生活的初衷並不吻合。很多人為什麼不願意接受救助？因為他們害怕被驅趕，從而失去駐留的自由。
其二，從農民工自身來看，其掙扎的痕跡更為明顯。很多農民工進城並無落腳立足之處，很多時候，他們找到了一份工作，就意味著找到了一片屋頂、一口飯食。如果無工可做，則一切都無著落。一方面，這種現狀導致很多農民工在就業上議價能力不高，“有活就幹”；另一方面，也使得其抗風險能力太過單薄，一點風寒襲來，即可造成滅頂之災。
城市現有的“屋頂”太昂貴，四處打工的農民工很難為自己找到這樣一片天。當露宿成為一種生活習慣，甚至是一種生活的必須時，則其原本脆弱的生命之光，當然也就隨時有可能熄滅。立交橋下的冬天，當然難過。我國城市化進程正在持續加速，按照規劃，在未來並不遙遠的日子裏，還將有數以億計的農民工涉身其中，城市對此應有一種緊迫感。
那麼，如何才能讓城市的冬天不難過？一是制度發力，城市政府應該拿出更多的善意、更積極的努力，讓救助制度能夠真正為轉型期的農民提供切實的幫助，祛除以往對立的城鄉思維，柔化城鄉邊界，構建起和諧的新型城鄉關係；再是社會也應該多些作為，社會組織應該充分發揮其聯繫廣泛、資訊豐富、組織健全的優勢，幫助農民工克服現實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