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爾濱塌橋事故讓人驚心，延安發生的特大車禍事故，36人被燒死，更讓人震驚。面對這一系列暴露出大問題的大事故，這幾天媒體都在反思。比如針對延安的車禍，媒體從各個方面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有的反思奪命的“長途臥鋪客車”，認為長途客車已經成利潤機器，事故死亡率達10%，隱藏著極大安全隱患、接連奪命的雙層臥鋪客車為中國獨有。有的反思“淩晨禁駕卻監管不力”， 停車休息制度形同虛設。有的反思疲勞駕駛，有的反思客車安全技術標準。
反思不可謂不全面，也不可謂不深刻，可是，這些角度各異的反思並沒有讓人感到釋懷，而是感到了一種“似曾相識”的重復感和悲愴感。反思，成了每一次災難和事故後習慣性的輿論大戲可再沉重和深刻的反思，也不能阻止下一次悲劇的如期而至。悲劇在重復，反思也在重復，今天的反思，不是昨天悲劇的終結，而是明天悲劇的開始。今天的反思，可以一字不改地拿到下一次的悲劇反思中去，因為問題也是頑固地毫無改觀，悲劇只是換了個時間與地點。
面對重復發生的悲劇，寫一些重復的新聞，作一些老生常談的評論，在悲劇和壞消息的輪迴中一天天地走過，這是常讓很多新聞人和評論員感到無力的地方。
顯然，問題不在反思，而在真正應該反思的當事人、責任人和決策者的缺席，這種缺席，讓每一次事故後的反思都成為一場自欺欺人的遊戲和營造“我們在吸取教訓”的集體幻覺。也使反思成為一個虛偽空洞的事故後表情。
看看這幾天的反思，都是誰在反思呢？媒體和公眾。被悲劇震撼的公民，不忍同胞命喪大火的民眾，痛不欲生的親人，目睹過無數次類似事故的網友，從現場發回報道的記者，尋找事故根源的時事評論員——他們在反思，他們在追問，他們在尋找事故背後的元兇和禍首。可是，他們本沒有責任去反思，他們對事故的發生並不負有責任，都只是與事故不相關的旁觀者。
真正應該反思的是哪些人呢？不是媒體和公眾，而是當事人當事部門，負有監管責任的政府部門，負有直接責任的相關企業，與暴露出的問題有關係的相關者。是誰讓夜間停車休息制度形同虛設，是誰對一再奪命的雙層臥鋪客車麻木不仁，又是誰在疲勞駕駛，什麼逼著和縱容司機疲勞駕駛？應該反思的是製造了這些悲劇的人，還有，那些可能發生悲劇的其他地方的掌權者和決策者。
媒體和公眾的反思，雖然暴露了問題並提上了議程，可是，不客氣地説，這些反思是沒有用的，無助於現實的改變和制度的完善——因為，出問題的不是媒體和公眾，媒體和公眾也無法改變決策的結果，只能營造一種“反思的幻覺”。只有那些犯錯的人反思，掌握著決策權的人自省，能夠以實際行動改變結果、強化監管、完善制度、避免悲劇的人痛定思痛，才能夠達到反思的效果。
換句話説，只有能夠決定雙層臥鋪客車存廢的人反思，執行著對客車夜間休息進行監管的人感到了壓力，長期習慣驅使著司機疲勞駕駛的企業痛定思痛，深刻地反思自身的問題，現實才能改變。因為，改變現實的鑰匙掌握在他們手上，他們如果無動於衷和麻木不仁，所有的反思都是白搭。
這正是當下中國出了問題後的反思困境。令人尷尬的事實是，一群沒有決策權的、不負有責任的人在作沉痛的反思狀，在反思各個環節上暴露的問題，而那些負有責任的人卻集體缺席。只是為了化解輿論危機而四處滅火，只想平息輿論。甲地出了問題，乙地的政府部門覺得那是別人的事，淡定地看熱鬧，而沒有因此反思本地可能存在同樣的問題。甲地出了問題，甲地官方只會就事論事地寄望于這個熱點趕緊過去，而沒有真正的“避免悲劇再度發生”的制度性努力。
一個基本的常識是，沒有嚴厲的、制度性的問責，就沒有真正的反思。
其實，很多事故發生後，都沒有真正的反思。媒體和公眾並不是在反思，而是在通過分析事故背後的問題追問相關部門的責任，可很多時候我們的問責制並沒有運轉起來，所謂的調查結論是在輿論催逼下像牙膏一樣慢慢擠出來，處理幾個人也不過是為了平息輿論。沒有“犯了錯就要付出代價”的一一問責，有幾個人會認真反思？失職者可以輕易逃脫追究，瀆職者逍遙法外，不作為者穩坐高位，作惡者毫發無損，誰想反思？有什麼必要反思？而沒有反思的結果，就是悲劇的層出不窮不斷上演。
生病的是政府部門，吃藥的不該是媒體和公眾，反思也是如此。需要打破那種反思的幻覺，必須用嚴厲的問責制，逼著那些責任人、當事人、決策者去反思，去搜尋問題的根源，堵上漏洞和強化監管。如果出了問題，烏紗帽真的沒了；如果失職瀆職了，仕途就從此結束——不用鞭子抽，他們自然會反思和糾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