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誰都不願看到的現象——當“農民工”三個字成為新聞熱點時，常常伴隨著“幾連跳”、“開胸驗肺”等驚心動魄的事件。熱點觸動社會的痛點，暴露存在已久的難點。
這一回的“痛點”，源自在江西南昌打工、被鋼筋打斷左手拇指的熊春根——因為工廠老闆推脫不管，自己也無力負擔就醫費用，他不得不捧著斷指黯然離開醫院。
十指連心，熊春根痛何如之！而在一個旨在讓勞動者“生活得更有尊嚴”的社會，這顯然不是一個人的痛。當地社會管理部門更應反思，這份痛楚是否只能由農民工個人來承受？
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在漂泊中畫下的類似問號，已經懸挂多年。解開問號的努力從未停止過，從最初的盲流身份、打黑工，到初享社會保障的滋味；從欠薪成常態，到普遍受到最低工資標准保護；從被勸説返鄉，到勸其留城過年；從沒有身份證就可能被拘留、被遣送，到參加全國兩會共商國是……
然而，在農民工權利不斷彰顯的同時，一些痛點也日益凸顯。農民工“斷指”的背後，是工傷頻發、工傷保險缺乏、有效救治滯後的權利困境。
因為“農民”身份無法逾越，不少農民工未能享受平等待遇。始終難以化解的核心問題，是缺乏社會保障。城市一直存在著兩個勞動力市場：一個是正式的，享有戶籍、社保等各項保障的勞動力市場；另一個是非正式的，合法權益時常被侵犯的勞動力市場。設備老化、很少培訓、休息不足、心理負擔重，這些容易引發工傷的因素，都由農民工默默承受。而在巨大的勞動風險之下，許多農民工沒有必要的保障。在一些小規模、作坊式小企業，農民工與私人老闆之間連勞動合同都沒簽，更遑論繳納社會保險。據統計，去年年末，江西省農民工在省內就業的220.86萬人中，僅有106萬人參加工傷保險。光是在珠三角，農民工一年的斷指事故就達3萬多起，多半不了了之。
每當農民工遭遇不幸，媒體總會善意提醒農民工兄弟要有法律意識，學會保障合法權益。倘若一個群體中的個別人受到傷害，這樣的提醒固然必要，但是，如果一個群體總是集體性受傷，責任主體就不再是受害者個人，甚至也不獨是吝拔一毛的企業主。
如果管理部門以發展經濟那樣的急切，去關注勞動者的生存與工作環境；以招商引資那樣的熱情，去完善農民工的社會保障體系；依法處罰傷害農民工權益的無良企業和老闆，並將之提升到維護和諧穩定的高度……熊春根們要麼倖免于斷指之痛，要麼斷指還有接續的可能。
卓別林的《摩登時代》，曾讓我們認識了工業時代流水線對人的異化。如今在一些地方，如何走出漠視工人生命健康的“摩登”怪圈，不是銀幕上的故事，而是必須面對的現實。從這個意義上説，中央一直強調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正是最大的“以人為本”，農民工的現實待遇和權利保障如何，應該成為治理者議事日程的重要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