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中午，與朋友一起吃飯，他説起去日本旅遊的印象與感想。這是我在半天之內，第三次與“日本”、或者説“日本問題”——相遇。
一遇
早晨上網，看到崔永元與《中國青年報》記者的對話，話題是崔永元已經拍攝完成即將推出的的兩部紀錄片：《我的抗戰》和《我的抗戰2》。崔永元請參加過抗戰的老兵對著鏡頭回憶自己的經歷，留下音像方式的“口述歷史”。崔永元説，“是為了給後人留下一個千百年以後還能和先人內心對話的機會。”
前幾天是南京大屠殺74週年紀念，有報道説，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健在的已不足200人，其中年齡最小的趙斌老人前不久發生意外，病重住院，生命垂危。報道傳達了一種擔憂：這些倖存者離去後，這段歷史會不會被遺忘？
崔永元的努力，似乎讓人略感寬慰。但是，這件事情，是崔永元自己募集資金來做的，也就是説，這是民間行為。
“我參觀過日本、美國、加拿大的相關機構，我們的口述歷史庫甚至比不過人家的一個大學。我們的GDP趕超了別人，但對歷史的敬重、敬仰、尊重、珍愛，卻比不過別人，為什麼大家不覺著這件事丟人呢？我回來後就呼籲相關部門投資做口述史，但無人響應，只好自己籌錢做了。我們沒花國家一分錢，所有的款都是我和我的團隊厚著臉皮籌來的。”那麼政府呢？政府責任、國家責任呢？那些多由國家財政供養的社科院所、高校研究單位在幹什麼？
一人之力，終究有限，拍攝中途，崔永元發不出工資來。拍攝完了，片子的價格被壓低到青菜蘿蔔價。崔永元説：“在日本，NHK這樣的國家電視臺，每天黃金時段裏播的都是口述歷史紀錄片，那種搞對象的節目午夜才播，我們這裡反過來了。”
這個區別，是否標示出我們與“文化大國”的距離？
二遇
讀了崔永元專訪，隨手翻開今年第12期《中國記者》，有一篇文章介紹，獲得2011年中國新聞獎的作品中，有一篇《八卦話題“打敗”抗戰老兵》，是説在電視劇《滇西1944》首播式上，中國遠征軍老兵、92歲的鮑直才，被請到臺上講話，娛記們在臺下聊天；自由採訪時，記者們團團圍住扮演中國遠征軍軍人的演員王學兵夫婦，問的都是他們的私生活話題。鮑直才老人被冷落在一邊，獨自一人向場外走去。
娛記或媒體往往説：觀眾喜歡什麼我們拍什麼。到底是“有什麼樣的觀眾就有什麼樣的媒體”？還是“什麼樣的媒體造就什麼樣的觀眾”？最大的可能是：互相造就，互相抱怨，互相需要。
三遇
午飯時，去日本旅遊回來的朋友，説起這麼一個細節：每次上車下車，沒有一個中國旅客，向上了年紀的日本司機説一聲“謝謝”。這位司機呢？一路上只做兩件事：開車上路，停下擦車，不説一句話。後來，朋友送了一套紀念杭州申遺成功的明信片給這位日本司機。朋友用日語説：“這是我的家鄉杭州。”這位司機不敢相信：“這麼美麗！真的嗎？”顯然，他很少接觸有關中國的資訊。
第二天早餐時，這位只開車不説話的日本司機，把自己盤子裏的一個壽司，夾到朋友的盤子裏。其他中國遊客覺得很奇怪，你跟日本人弄得噶親熱作啥？但是他們拉動日本內需的熱情，令我的朋友自愧不如。
同在一輛車上好幾天，人與人也可以一直形同陌路；同是中國人，心與心也可以很隔膜。
補充一句：中青報這篇專訪，標題是《每個人活得有尊嚴國家才會體面》；崔永元的原話是：“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活得有尊嚴，每一個人都體面，國家一定很體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