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套形象
在“好得很”和“糟得很”之間
我一直想做一個紀錄片，題目就叫“安全套的兩副面孔”。讓公眾知道安全套廣告付諸闕如，哪怕是公益的，也容易得到“遭得很”的道德污名。
全國各地成立了很多的防艾小組，作為民間力量對高危人群的行為進行干預，發放安全套是其中一項重要的工作。他們想盡各種辦法來提高安全套在高危人群中的使用率，對安全套進行“去污名化”的工作，我甚至在一次會議上看到有小組用香囊袋來裝安全套，説是要打造“隨身帶套很吉祥”的“新民俗”。
這些宣傳“好得很”的努力一定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這個效果遇到了“糟得很”形象的稀釋。我一直想做一個紀錄片，題目就叫“安全套的兩副面孔”。我們可以把電視裏面出現的安全套形象做一個記錄，要麼安全套廣告付諸闕如，哪怕是公益的，要麼都是賣淫嫖娼證據，“遭得很”的道德污名；作為對比，我們可以拍一些防艾志願者在高危人群中推廣安全套使用的鏡頭，看他們怎樣費盡心機讓安全套使用深入人心。
一些媒體大聲地、正式地渲染安全套的傷風敗俗，而志願者只是小聲地、非正式地宣傳安全套的防病保命；傳統媒體對公眾的導向是“水澆地”，無遠弗屆，志願者的努力是“滴水灌溉”，干預覆蓋有限。比如，我們不能假定所有的同性戀者都會去酒吧、公園、浴室接受志願者的安全套意識教育，我們甚至不能假定他們都上網來接受防艾資料，畢竟，我們這個發展不平衡的國家一定也有數字鴻溝。但是這個局限卻不是防艾小組的錯誤，而是宏觀制度有待改進的問題。所以我一直認為，如果媒體不配合、不參與，防艾工作的成效一定會大打折扣。
防艾小組
在“辦事員”還是“政策倡導者”之間
不是等這些問題有答案了才遵照實行，這些問題沒有標準答案，全在於各種力量以切身行動來做出回答。
因為同性戀群體受到艾滋病的威脅，政府主導的防艾活動首先遭遇的問題就是同性戀者在哪？於是，防艾小組出現的最根本的首要的原因是：尋找同性戀來作為干預對象。
政府主導的防艾始終都很難放棄這樣一個定位，以至於各種各樣的能力建設都是培訓的事務性工作，怎麼發套，怎麼寫項目書，怎麼寫項目結題報告書，怎麼做財務報表。不會培訓的是，什麼樣的公共政策導致了防艾的困難，怎麼去做倡導才會帶來改變，防艾是就病講病還是脫離不開權利話語。在全球基金要凍結對華援助的時候，關於政府和民間組織資金分配的問題成了核心議題，政府認為民間組織能力有問題，可是在有問題的培訓下所獲得的能力缺失，是社會學家默頓所總結的“訓練的無能”（trained incapacity）。
只關注發放安全套，而少有關注有關安全套的公共政策，部分的原因來自於現代性所帶來的所謂高效率科學化的“數目字管理”，小組疲於應付發套的數量，抽血檢測的數量，由此才可以拿到項目，而公共政策的倡導沒有辦法數量化，何況一直以來，立法和公共政策的公眾參與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所以很可惜，反而是一些安全套生産企業在身體力行地推動安全套廣告的正當化，在這個過程中，很少看到防艾組織的身影。
是只滿足於發放安全套還是倡導安全套公共政策的改變？是只滿足於做“辦事員”，還是同時做“公共政策的倡導者”？這直接跟防艾活動的定位有關係：是滿足於艾滋防治的純醫學化還是綜合的社會議題？是政府本位還是以易感人群為本位？
不是等這些問題有答案了才遵照實行，這些問題沒有標準答案，全在於各種力量以切身行動來做出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