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某地一位檢察長介紹，近兩年其所在檢察院查辦幾個腐敗窩案，讓20多人獲刑，而無一行賄者被定罪。“很多行賄人為謀取不正當利益，挖空心思拉攏腐蝕國家工作人員，行為確實惡劣，但無奈的是，出於辦案現實的考慮，對行賄者處理往往偏輕。”(《瞭望新聞週刊》10月30日)
從邏輯關係來看，有受賄必有行賄，可在這組對偶犯罪中，受賄犯罪與行賄犯罪查處率，卻顯得懸殊。“國企第一貪”陳同海，單筆受賄金額高達1.6億元，那個幕後創造了當今中國行賄金額之最的“行賄狀元”，尚且能夠逍遙法外，遑論一般小毛賊？
行賄處理偏輕，是立法、執法、社會認識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方面，現行刑法規定對一般行賄罪定罪較輕，情節不嚴重的，判刑為5年以下，且行賄人只要在被追訴前有所交代，便可減輕處罰乃至免除處罰。行賄犯罪的構成要件也規定得比較籠統模糊，使得行賄犯罪處於定性難、處罰難、責任落實難的困境。同時，賄賂犯罪大多數是在“一對一”的情況下發生的，偵查人員為了偵破案件，順利取得行賄人口供，也會對行賄人“網開一面”。此外，輿論普遍認為，行賄人是被動的甚至是被迫的，是“弱者”，應從法律和道德上給予“寬容”。
事實上，受賄與行賄互為因果，正如那句知名廣告語“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沒有行賄者的糖衣炮彈，就沒有受賄者的以權謀私。行賄受賄不能實行同罰，挫傷了法治正義的權威和公平，損害了社會風氣和法律信仰。因受賄落馬的原蘭州市市長張玉舜，就曾在法庭上詰問道：“領導幹部全部按受賄罪判刑了，可沒有一個行賄的老闆被判刑，難道行賄人的行為就不是犯罪嗎？他們的行為就不用追究了嗎？”更為重要的是，行賄者屢屢逍遙法外，大大助長了金錢公關的底氣，增加了反腐倡廉的難度。江西、吉林等地，近年來工程建設領域腐敗呈現蔓延態勢，將行賄成本按一定比例納入工程預算成為一些建築企業的“明規則”，甚至發展到有行賄者與受賄者公然簽訂“受賄協議”。
誠然，寬縱行賄的策略在短期內有助於懲治受賄者，卻無法根治腐敗頑疾，因為行賄者的行賄意願並不會因受賄者的落馬而降低。正如南開大學博士生導師齊善鴻教授所指出，“寬縱行賄助長行賄之風盛行，使受賄行賄案件處於惡性迴圈之中。行賄大行其道，方式方法不斷變換花樣，受賄行為必然水漲船高”。而致力於廉政研究的專家任建明，也用自己長期調查結論，推翻了行賄者“弱勢論”。據介紹，行賄者普遍會獲得10倍于投入的回報，也就是説，在權錢交易中，行賄者拿了收益的絕對“大頭”。
行賄與受賄，是一根青藤上結出的兩個毒瓜，相輔相成，共同危害百姓。重受賄輕行賄，無異於“堵前門、開後門”，不斷有腐敗病毒趁虛而入，侵蝕國家和社會的健康肌體。當前亟待加大懲治行賄犯罪力度，嚴打行賄不法行為，堵上反腐敗體系的大漏洞。在法律上加重對行賄者的處罰，加大經濟制裁力度，完善行賄黑名單制度，從而增加行賄的風險和成本；積極探索技術偵查、群眾舉報等多種渠道，減少對行賄者口供的依賴，對行賄者作“污點證人”予以有限度的豁免，使其難以金蟬脫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