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市一位88歲的老人在菜市場口摔倒後，圍觀者無人敢上前扶他一把。1小時後，老人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9月4日《成都晚報》）
一群人看著老人死在自己面前，無人伸手，人人自危。最動聽的理由是，“彭宇案”後好人心死，復活不易。最鏗鏘的佐證，是江蘇南通的“壞老太”，因有隨車視頻監控在，最終訛詐好心司機未遂。於是，這就産生了瓦解道德的兩把利刃：一是此起彼伏的“道德死”；二是屢見不鮮的好心無好報，更滅了眾生心中那一點善念。如：江蘇鎮江楊老先生晨練時幫扶醉酒男子，不想被誤認為是小偷而遭暴打。幫人、救人，似乎已經不單單是物質風險這麼簡單的事情，道德成本正在戕害社會的道德行為。
其實，所謂道德滑坡，只是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型的必經階段，是打破舊道德體系、重塑新體系的過程。經濟社會不夠發達的時候，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都是鄉里鄉親、左鄰右舍，熟人關係約束每個個體不可能不講道德，這種道德他律説白了就是“大家都認識你”。而隨著社會發展，人口流動的增強，陌生人社會則很少有道德的外部約束，即便見死不救，也沒人認識你、批判你，道德行為完全依賴自律，這就是所謂“人心不古”的根源。
那麼，人人自危的邏輯成立嗎？對於本來就不準備幫助別人的人來説，“自危”不過是標榜自己道德優秀的面具，因為即便道德行為不存在被訛詐、被誤解的風險，它也未必産生道德行為。對於心存善意、樂於助人的人來説，自危是一種可以忽略的成本，因為任何道德行為都要支付成本：扶老人過馬路可能遇到交通事故、跳水救人可能有溺水的風險……但惻隱之心大過風險考量時，你還是要伸出雙手扶危濟困。對於想做好人又擔心好人難做的人來説，自危之下，起碼還有次優選擇，比如拍照自證清白，或者找路人見證——總之，眼睜睜看著老人慘死街頭，很難以人人自危的理由搪塞而過。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我們吁求道德，卻又用所謂人人自危的盔甲卸去自己在道德行為上的義務；我們渴望道德，卻又在實踐道德行為前放大了若干極端的風險成本。其實，最安全的道德就是無道德，見死不救、見危不扶，人人都可能斃命于馬路、橫屍在街頭。這樣的道德現實，果真是我們所欲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