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院開的藥，“毒死”了一個18歲的少女，還有她家的兩條狗。少女原本只是患感冒，這樣的悲劇，叫人如何承受，叫公眾如何能容忍。更何況，毒性來自一個對醫生來説並不複雜的常識：羅紅黴素緩釋膠囊不能與茶鹼合用。
這一比較明顯的醫療事故，卻被江門市醫學會認定不構成醫療事故。嗣後上級部門的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書中，甚至回避了醫方違反藥物配伍禁忌的問題。幸虧媒體最近的介入，使這一慘禍近兩年之後成為新聞。
這則新聞，很容易讓我們聯想起去年南京發生的“徐寶寶案”。二者的共性是，醫生玩忽職守、事故鑒定部門推卸責任。在這現象之下隱藏的本質，是敬畏感的缺失。
首先，對生命，沒有敬畏。每一個生命都是獨一無二的，沒有貴賤之分，都是無價的。對待生命，事無巨細，都應心存敬畏。但我們的社會恰恰在這裡出了問題，從“三鹿奶粉事件”，到南京的“徐寶寶案”，再到今年的“常州疫苗案”，到新近披露的“阮婉瑩事件”，無不體現出一個值得深思的跡象：我們當中的很多人，對生命開始漠不關心。
其次，對職業，沒有敬畏感。職業是我們安身立命之本。正是所有從業者的愛崗敬業，才構成了社會和諧的大廈。但是，我們看到，職業敬畏感的缺乏，已經是社會性的問題。政府官員抑或醫生教師，都概莫能外。一旦缺少了敬畏，“外魔”便會乘虛而入。比如，長期重復勞動産生的厭倦，金錢拜物的誘惑等。從這個角度看，醫生的玩忽職守，只是較為普遍的職業敬畏感缺乏的一個具體表徵。
醫療鑒定存在的問題，歸根到底，是職業敬畏感和生命敬畏感缺失的綜合徵。一起醫療事故發生之後，鑒定部門或主管部門，主持正義、追究責任本是職責分內之事。但是，在類似“阮婉瑩事件”或“徐寶寶事件”中，我們都看到，官官相護的潛規則，壓倒了對生命的重視，也壓倒了對正義的重視。
正義之劍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若不再高懸，魑魅魍魎便會橫行。我們之所以關注“阮婉瑩事件”，我們之所以感到痛心，是因為，它的強度，足以成為若干同類事件的典型代表，堪稱最惡之例——我們不希望還有更惡的例子了。有關部門對民生之敬畏究竟幾許，這起事件又是一個試金石。（劉志權 原題：醫德應是全社會敬畏生命底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