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載，今年前兩月，北京、上海、江蘇、浙江、山東和廣東的工業增長率全都低於全國平均水準，其中京、滬、浙、粵的工業增長率全都低於5%，深圳工業甚至出現了建特區以來的首次負增長。輿論紛紛以“最為嚴峻的下行態勢”、“頻亮警報”等等來形容工業生産、外貿出口、財政收入的減速和下滑。
顯然，在全球經濟復蘇“道阻且長”的大背景下，中國也難獨善其身。當前，歐債危機尚未化解，美國經濟欲振乏力，聯合國《2012年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認為，全球經濟正在“二次衰退”的懸崖上“蹣跚前行”。
經濟減速，有人歸咎於貨幣政策“轉向”太慢，建議儘快調低存款準備金率和利率。近年央行為抑制通脹而採取“超高存款準備金率＋長期實際負利率”的政策組合一直飽受爭議，適時適度做出預調、微調勢在必行。然而，經濟減速有其深刻的歷史、結構和體制根源，不是貨幣政策就能扭轉乾坤。
從歷史來看，當前的減速不應簡單地視為週期性波動，而應判斷為結構性的改變。在經歷長期的高速增長後，中國已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現有的經濟結構下，龐大的基數意味著每一個百分點的增長幅度，都必須耗費更多的資本、土地、勞動力等資源，甚至要付出更大的環境代價；昔日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經濟結構已難以為繼，經濟減速勢所難免。增速的適度回落，正符合“以速度換取品質”的宏觀調控預期方向。
從結構來看，當前的經濟減速是過度依賴外需維持高速增長的拐點。“金融海嘯”過後，歐美經濟陷入衰退，消費持續低迷，“東方儲蓄生産＋西方借貸消費”模式的全球化進程戛然而止，全球經濟步入痛苦而漫長的再平衡。正如原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近日所言：“大規模製造和大規模出口的模式已經不能再去依賴了，必須畫上句號。”
從體制來看，這次經濟減速還標誌著現有體制所能容納的增長已到臨界點。前幾年，為應對外需萎縮，中央政府實施一系列宏觀政策刺激內需，包括投放巨量信貸、政府投資基建、鼓勵家電下鄉等等。在“有形之手”的強力干預下，終於成功“保八”；但這種干預也産生了後遺症，包括流動性氾濫造成通貨膨脹、地方融資平臺積聚金融風險等等。更重要的是，一輪“大幹快上”之後，供給快速擴張，而外需依然萎靡、內需增長緩慢；當刺激政策漸次退出，供給與需求之間的巨大落差必然造成經濟減速。
基於上述分析，當務之急並非如何設法“刺激”經濟回升，唯有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經濟體制的深化改革，才能抵抗“硬著陸”的風險。比如，以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為切入點約束行政干預，保障企業經營自主權和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通過大規模減稅和財稅制度改革，切實減輕企業負擔，提高居民消費能力，並減少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通過利率市場化等金融體制改革，讓資金能真正配置到實體經濟，尤其是效率更高、創新能力更強的民營經濟……
縱觀歷史，每次經濟減速都是調整經濟結構、深化體制改革的契機，而且大減速往往能觸發大調整、大改革。這一次，但願不是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