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之計在於春。春暖花開之際，讀到專家對形勢的預測，有些聯想。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認為，“始於近代的‘飛天鵝模式’（也被稱為‘雁行模式’）中，中國曾經是‘跟班的天鵝’，現在即將成為‘領頭的天鵝’，在今後十年會出現工業化第二個黃金時代，轉型中有可能新創造8500萬個製造業新就業崗位，其規模遠遠超過起飛時的日本”，而成為“領頭天鵝”的條件是：握有核心技術。又有知名經濟學家説，二戰以後，隨著資訊産業和科技的發展，重工業這個概念就變得不那麼清晰了。比如先進的機床，價值裏面最大的一塊是數控部分，而且那塊板上的晶片主要的價值是軟體，不在那點硅。即，獲利關鍵不是掌握製造過程，而是握有核心技術。
經濟學家的分析很有道理。以前人們把工業化階段分為三段：前期輕工發展階段、中期重化工業階段、晚期深加工及服務業發展階段。德國經濟學家霍夫曼曾有過工業化階段比例計算的研究，被稱為“霍夫曼比例”，一度成為共識。依據此方法觀察，各種數據反映，中國處於重化工業階段。而從林毅夫等學者的研究來看，新的研究方法是抓住核心技術。
現在，製造業中有服務業的比重，製造業産品中有軟體的比例。由此來説，“轉型發展”停留在一般理解上，比如簡單地説降低某些製造業的比重，就不夠、甚至有偏頗了。深入分析，主要應該：一是在製造的産品裏增加更多的科技含量，尤其握有“中國製造”的核心技術；二是在生産鏈角度觀察，向其兩端（研發和行銷等環節）多花功夫。這“兩端”簡要地説是“研發設計和行銷”，詳細説，則是前端的“研發、設計、標準確定”，後端的“品牌樹立、銷售、服務”，由此為六個環節，這是盈利主要之處，因為這些環節都離不開核心技術和智慧財産權的獲得和保護。
這方面我們付出的學費還不多嗎？大量的消費品源源不斷銷向世界各地，而發達國家的智慧財産權擁有者、知名品牌擁有者、設計者、行銷權把握者們拿了“大頭”，我們汗流浹背地拿了“小頭”。國際上稱這種方式為OEM。其實，OEM與現代工業社會有著密切的關係。一些著名的品牌商品製造商，常常因為自己的廠房達不到大批量生産的要求，又或者需要某些特定的零件，因此向其他廠商求助。出於製造成本低廉、運輸方便性、開發時間節約等方面的考慮，知名品牌企業一般都願意找其他廠商OEM。跨國公司在全世界配置資源，中國是土地要素、勞動力要素比較便宜的地區，跨國公司在中國建廠，用他們的智慧財産權和經銷優勢結合中國的優勢，可以獲得可觀的利潤。托馬斯 弗裏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述説，把地球“推”成“平的”的推動力，大多是網際網路技術，其中一個推動力是“離岸經營”，即生産要素的組合不是在本國、本地，而是在效益最好的外國、外地。
經歷了30多年的努力，我國的對外開放的水準有了極大的提高，如今高科技産品出口有較大起色，但憂的是不少高科技産品如手機、電腦等我們還是沒有擺脫“組裝”、“打工”的地位，原因很簡單，核心技術在發達國家手中。
轉型，相應地也可視為兩方面：一是製造品科技含量的上升，尤其是自己智慧財産權的技術增大。加強先進製造業的發展，是上海“率先發展”的要務，否則如何談得上“將實體經濟做實”呢？二是提高第三産業的比重，廣義分析，就是在微笑曲線的兩端的六個環節的增強，前端——研發中的新技術、設計中的新創意、標準確定中的話語權，後端——品牌中的信譽積累、銷售網的全球佔有率、服務的創新。
“創新驅動”和“轉型發展”是上海現階段的發展主線，再分析，“轉型發展”與“創新驅動”是相聯繫的，這種聯繫表現在創新為轉型打下基礎，轉型為創新提供條件。創新有技術創新、産業創新和體制創新，“龍頭”在技術創新。而技術創新主要表現是：能不能握有核心技術。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提出，我國“應在高科技領域佔有一席之地”。須知，凡是核心技術，發達國家不會轉讓于我們，而且不僅不轉讓，還會實施封鎖政策。手中要想真的有“硬傢夥”，只能依靠自力更生。因此，“握有核心技術”這六個字，應該成為我們下一階段發展著重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