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中，有很多現象讓我們感覺不合理，我們總呼籲要改變它們。
比如：為了保護農民積極性，我們提高了糧食最低收購價，加大了種糧農民直接補貼等多項補貼的力度，可還是有許多農民放棄耕作進入城市打工，導致城市人口劇增；
許多的中國小企業消耗著大量能源資源，生産著優質廉價的商品用於出口，自己的利潤卻只在3%左右甚至是零利潤，卻還頑強地堅持著；
我們用優質商品換回的外匯積壓在央行，在手中美元日益貶值的同時，還被迫增加了人民幣基礎貨幣的投放，反而造成了市場上資金流動性過剩，引發商品漲價；
中央反覆要求加強淘汰落後産能工作，每年都把行業淘汰落後産能目標任務分解落實到企業，可工作推進難度不小；
中央大力提倡節能減排，減少“兩高一資”行業投資，可“十二五”以來，各地節能減排形勢並不樂觀，有的高耗能行業甚至還出現了不減反增的趨勢；
……
為什麼我們想要的，和實際結果常有反差？
仔細想想，其實原因很簡單——價格機制不順，導致污染産業和低端産業有利可圖。
經濟的邏輯就是如此，從農民的思維看，因為農産品價格太便宜，打工賺錢比種地賺錢多，所以選擇打工。從企業的思維來説，不用管産能是否落後，也不用關心是否能耗高，只要有利可圖，它們就會前赴後繼。並且，有利可圖的根源不在於産出的高附加值，而在於成本太低。
構成企業成本的生産要素主要包括資金、土地、勞動力、能源、原材料、環境等。我國各種生産要素價格長期偏低：便宜的農産品價格擠出了大批便宜的勞動力，便宜的勞動力生産出相對便宜的原材料和生産資料，加上便宜的能源和低廉的環境成本，使得大批低端産業和污染企業有利可圖，導致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難以根本扭轉。
如今，隨著物價的上漲，我們已來到了改變這些不合理現象的岔路口。從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角度觀察，農産品價格的上漲有助於平衡城鄉發展，而勞動力、原材料等各項生産要素的上漲，能將落後的污染的低附加值的企業逼出市場。
不過，必須重視的是，物價上漲同時也損害了低收入者的利益。面對兩難選擇，該怎麼辦？筆者以為，只有保護好了低收入者的利益，我們才能更從容地面對價格上漲。
因此，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做好低收入者的補貼工作，大力增加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減弱物價上漲對他們的衝擊。在此前提下，提高對物價上漲的容忍度，更充分地發揮價格機制的作用，讓“兩高一資”和低附加值企業無利可圖，讓長期吃低成本飯的企業退出，讓國際收支漸趨平衡，讓企業主動轉型升級。
強制性的政府指令調控，不敵內在的利益驅動，比起三令五申，市場之手潤物無聲更加有效。
如今，市場已經出手，我們可別輕易錯過了調整機會，保護好中低收入者的利益，保證市場之手充分發揮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