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以制度壓力和輿論監督督促職能部門轉變角色,與討薪農民工“同甘共苦”,問題才有解決的可能

　　每到農曆年底,討薪都是與農民工相關報道的關鍵詞,討薪難也是他們的難言之隱和心頭之痛。雖然對農民工的討薪難問題,人們並不陌生,媒體也在年復一年地報道,但是,討薪具體難到什麼程度,苦到什麼樣子,多數人卻並不清楚,人們的同情有時並不能維持很久。如今,因為一個女孩的慘死,因為媒體的廣泛報道,人們對討薪難似乎多了一些了解。

　　其實,前幾天,新華社記者就做了一回有心人:他們陪同農民工一起討薪,想把農民工討薪之難真實地呈現在公眾面前。他們期待自己的報道起到作用,讓農民工討薪難的情形可以隨之改變。連同這一次關於討薪女孩的慘死,討薪難通過媒體報道再次得到了呈現。

　　這種呈現有兩重意義:其一,激發人們的同情心。那些欠薪的人,那些圍觀的人,想到過農民工討薪如此之難嗎?他們會不會因為看到媒體的報道動了惻隱之心?至少對於公眾來説,這種報道可以引發輿論關注,從而對相關當事人、相關職能部門形成一定的壓力,推動問題的解決。其二,發現現實存在的問題。討薪難到底難在哪?這些難題到底該如何解決?即便這些是老生常談的問題,當討薪難沒有得到徹底解決之前,這些問題依然有必要反覆進行討論。這是媒體功能的體現,也是媒體社會責任感的體現。

　　可問題是,媒體報道並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在多年以前,討薪難就是媒體的常規性選題和週期性選題,媒體並沒有忽視對討薪難的報道,可效果卻並不明顯。一方面,問題似乎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否則討薪難也不會成為週期性選題,一到年終就會凸顯為一個大問題,一些地方甚至發生因討薪而打死人的新聞。另一方面,人們漸漸對媒體的報道見怪不怪,有些帶有“炒作”味道的討薪事件,也激起了人們的反感。畢竟,新聞媒體做的是新聞,對於媒體來説,即便是報道討薪難這樣的選題,也需要具體的切入角度和清晰的新聞價值。這不是媒體問題,媒體的作用需要通過設置議題、啟動制度、提供監督完整體現。

　　其中,最核心的一步就是促進制度性改變。媒體的報道在設置議題,相關部門應該對此進行回應；有關部門回應的情況如何,媒體也可以進行監督。但至於相關部門回不回應,回應的品質如何,就不是媒體能夠完全決定的,這取決於相關制度是否完善和制度是否能被執行。

　　實際上,如今關於討薪有一系列的救濟措施,一旦發生欠薪的情形,農民工可以通過勞動仲裁和司法起訴的方式去討回自己的血汗錢。但問題的關鍵是,這樣的制度救濟有時存在不少問題:比如,成本較高的問題,農民工承受不起其中的時間成本、經濟成本；比如,執行不力的問題,勞動仲裁時踢皮球,司法判決後不執行,農民工即便贏了仲裁和官司,最終還是可能拿不到一分錢。

　　要想讓制度更加有力,相關職能部門需要有更積極的作為。對待農民工討薪難的問題,需要增加制度回應和問責的環節——當出現討薪難時,除了找出誰在欠薪之外,還要查查在討薪過程中,職能部門是否盡到了職責,是否表現出了積極性?如果討薪之苦只由農民工承擔,職能部門面對難題即便不作為也不負責任,那麼討薪之難是必然的。只有以制度壓力和輿論監督督促職能部門轉變角色,與討薪農民工“同甘共苦”,問題才有解決的可能,制度的效力才能真實體現。(李劭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