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湘潭産婦死亡事件所激起的輿論似乎開始走向緩和，至少，許多曾因狹隘資訊而指責醫院或家屬的人，已經認識到很難輕易地在兩方之間站隊，隨著鑒定與協商的展開，可以預期，傳播戰雖然不會就此結束，但仍會逐漸撤火，至於最終結論和解決方案，會不會向公眾交代還未定。

　　公眾是推動事件爆發的無意識力量

　　論者已經指出最早促使事件發酵的報道存在“煽情化敘述”等問題。現在回頭看，當時的報道複製了家屬感性的單方面闡述，卻忽視了平衡及查證的報道原則。從傳播效果看，是報道者和家屬成功地合作實施了一次對公眾的情感動員，而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其控訴正契合公眾對醫療體制的不滿，還輸送必定受共鳴的人倫悲情：嬰兒降生母親去世，和平年代家庭悲劇莫過於此。

　　倫理義憤支援著情感衝動，讓後者更理直氣壯，覆蓋了對證據及邏輯的考察。實際上這正是人們需要的：一次次借助偶然、極端事件抒發心中積鬱和證明既有觀點，運用情感來放大聲音，不是不能冷靜，而是不想冷靜，冷靜會錯過發聲和驗證道德感的機會。甚至可以説，公眾是配合著讓事件爆發的第三種無意識力量。

　　然後是輿論翻轉，這一次矛頭被指向家屬，被動員的情感包括基於專業主義信仰的對“愚昧”的煩厭，基於秩序穩定訴求的對“醫鬧”的反感，及基於女性生命權的對家庭父權的不信任。其中，前兩種情感混為一體，都暗含精英及威權意味，第三種孤立而尖銳，雖然在主流傳播中不受重視，在女性網友中卻獲得許多附和。

　　如果背景是不煽情渲染就無人理睬的話，那麼尋求情感動員就很難説是多大過錯。面對突然的情感動員式傳播，保持鎮靜是很高的要求，因為人相當程度上就是情感動物，而且，議論熱點問題的重要動力之一，就是“用他人的命運做自己的訴説”，借機表達和強化自己的體驗和訴求。從此角度來説，評議此傳播事件的意義，並非以置身事外的姿態指點怎麼做理性“明白人”，而是確認多番澄清後可以留存共用的知識——例如對羊水栓塞緊急決斷處理的必要性；梳理和體察人們投放到事件中的內在焦慮，思考如何舒緩這些焦慮。

　　喧囂未必是壞事，沒泡沫就推不出真知

　　應看到，很多女人因該事件而説出了自己的擔憂甚至恐懼：被當作生育機器，在分娩遇險時喪失生命安全保障。已經有專業人士開出定心丸：“保大人還是保孩子”的選擇只是傳説，法律和醫療倫理都不允許以母親生命為代價保全胎兒。但這還不夠，因為以“傳宗接代”為要務的生育文化和家庭制度的父權色彩確實存在，而醫療實踐中對醫療決定權的默認又常是倫理化而不是法律化的，於是有些女性在設想極端情境時很糾結。

　　解決她們的問題，就需要把患者擁有醫療決定權、可以不受親屬關係限制的選擇授權于誰等，作為明確的法律知識和醫療規範確認下來並廣告週知。

　　但這還不夠，因為文化和倫理運作的控制性是彌散而潛在的，女人們的憂懼如此強烈，可能就是因為她們找不出、瞄不準應該對哪個具體的人説“不”，也不確定能否承受得住説“不”的壓力。而作為問題的“女人子宮誰做主”，因此事件而被提出、被討論，也是好事。

　　這只是一個例子，説明對社會問題的關注，或許可以爭取超越兩端：“好”與“壞”、“理性的智識者”與“不理性的愚民”。即時情感與道德感合力促成的是非評判總是痛快和容易，然而停留在此，既可能含糊真相，也不能增進知識和思想。另一方面，以“澄清真相”的名義開展的對公眾一般思維和表達方式的打擊，會讓許多人在一輪輪動員——被否定的迴圈後，産生迷失和疲憊，甚至走向“我什麼都不相信”式的虛無。

　　真相往往比第一次被説出的，比單一情感和道德所代言的更多和更混亂，這不僅是一個經驗判斷，其實也是一種倫理支援。話題總是會被引向出乎意料的方向，而且歧見紛出，産生大量的泡沫，然而這簡直是必然的過程，沒有泡沫就推不出真知，如果事件的公共價值能在稍冷卻後浮現和固定，則一度的喧囂就不會完全是負資産。

　　所以從傳播的角度看，媒體犯錯、家屬誤導等都並不可怕，真正可怕的仍然是維護穩定和輿情管理的動機，那意味著讓當事者和公眾都得不到應有的交代，而死亡的遽然哀痛只是被消費。（呂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