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闡述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回答核心價值觀“從何而來”。這關係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歷史定位問題，並自然關聯到其呈現什麼樣的理論形態和如何發揮其當代意義。習總書記指出：“我們提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把涉及國家、社會、公民的價值要求融為一體，既體現了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繼承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體現了時代精神。”也就是説，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古今中外文明的總結。在民族歷史的縱向維度上，它雖然是新的時代精神的産物，但將自己的根扎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處。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從國家、社會和個人三個層面上確定了基本的行為規範和價值追求。這三個價值層面在中國古代社會也都是存在的，雖然古人未必具有今天這樣明確的意識。也正因此，我們在今天可以從傳統文化中看到大量淵源性的論述。

　　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現當代中國孜孜以求的價值，實際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古代中國類似的追求。歷史文獻記載了古代國家在初創階段的重要求索方向，這主要體現在當時一些偉大的帝王身上。作為五帝之首的黃帝就極具代表性。《史記》描述他“幼而徇齊，長而敦敏”，反映的是中國文明初曙期對於道德文明的追求；還敘述他“修德振兵，治五氣，蓺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其中部分地反映了對富強價值的追求；還説他“順天地之紀，幽明之佔”和“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反映的則是對天人和諧的追求。至於民主，在中國傳統時代基本上沒有以制度形態出現，不過，和民主有些類似但處於較低層次的民本追求卻非常豐富。《尚書》（文獻真偽爭議問題此處不做涉及）中所説的“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和“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是相當典型的論述。唐太宗李世民及其大臣魏徵經常引用《荀子》的名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更是民本思想在治國為政中的體現。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主要體現的是人類近代社會的價值追求，但在中國傳統社會上也有萌芽式的存在。由於傳統社會中王權官權的強大和宗法禁錮的嚴厲，個人的自由是相當稀缺的，而追求自由就成為許多年輕人的願望和選擇。這相當多地表現在他們愛情行為上。據傳，司馬相如和卓文君是一對自由追求愛情成功的例子，《玉臺新吟》記載的焦仲卿夫妻則是著名的悲劇例子。《詩經小雅節南山》記載“昊天不平，我王不寧”、“郝郝師尹，不平謂何”，表現的是對公平正義的追求。從“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的理念到卷帙浩繁的各朝法律條文都反映了前近代的法治價值追求是不缺乏的。當然，我們要看到這裡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處於相當低下水準上的，既達不到資本主義的這些價值水準，更與社會主義的這些價值不可同日而語。

　　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公民個人層面的價值準則，這在中國傳統個人價值追求上可以説相當普遍，既有思想理論層面的大量論述，更有諸多個人行為的體現。愛國和敬業經常被表述為“忠”，誠信和友善則被表述為“信”和“仁”，各代思想從本體論、人生觀、價值觀等多個角度展開了深入的研究。顏真卿、顏杲卿、岳飛、文天祥、于謙、史可法等都以殺身成仁體現了愛國的價值追求。敬業往往體現在一些有智慧的企業家的經營之中。同仁堂、六必居等老字號長盛不衰便與其敬業的價值追求有關。前者的營業理念是“炮製雖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雖貴，必不敢減物力”，後者的營業理念是“黍稻必齊、曲蘗必實、湛之必潔、陶瓷必良、火候必得、水泉必香”。這些話並不是招徠顧客的幌子，而是經營達數百年企業的真實操作規範。至於誠信和友善則更是普遍，此處就不必舉例了。

　　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了豐富的營養和直接的資源。後者是對前者的繼承，但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認識到後者也是對前者的改造和轉換，是結合當代中國現實做出的提升和優化。經過這種提升，後者更好地體現了這個時代對中華民族提出的精神要求和這個民族對此的解答，體現了我們民族的精神本質和精神力量，是我們民族在艱難險阻中前進、生生不息的精神動力。也正因此，它構成中國人在這樣一個劇烈競爭的時代展現出來的真正靈魂。（劉東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