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院方一開始就通過法律途徑處理此事，蘭越峰與醫院的小糾紛完全沒必要鬧成大衝突，醫院的聲譽也不會因“走廊醫生”事件而蒙受損失。

　　兩年前，因對單位給出的待崗處分不滿，綿陽市人民醫院醫生蘭越峰成了一名“走廊醫生”。蘭越峰堅稱，自己是因舉報醫院領導貪腐、違規購置設備和過度醫療，遭到了打擊報復。過去兩年中，蘭越峰被輿論視為業界良心，綿陽市人民醫院則被降級、改名。但新京報記者調查發現，整個事件並非公眾想像的那樣簡單。

　　在“走廊醫生”事件中，最讓人納悶的地方，是院方與蘭越峰交鋒時的處置方式。蘭越峰的舉報和陳情，在形式上基本符合法定程式，但她所得到的結果卻是“鬧而優則仕”。在與醫院的多次交鋒中，院方不僅多次許諾給予蘭越峰管理職務和經濟補償，還掏錢請她到上海、廣西、雲南等地旅遊。我們幾乎看不到“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見到的只有院方的各種“維穩思維”和“維穩方式”。

　　每當談及如何處理“醫鬧”糾紛時，很多人都能想到法律途徑，但面對蘭越峰這種“升級版醫鬧”，涉事醫院的表現卻與法治思維背道而馳。這也難怪有人懷疑蘭越峰“捏住了醫院的命門”。問題是，如果院方真有把柄在蘭越峰手上，用各種利益和好處“擺平蘭越峰”，損傷的就是公共利益；如果醫院確實沒問題，任由輿論越描越黑，顯然是不明智的應對態度。

　　事實上，綿陽市涪陵區政府曾先後十次發佈調查報告，認定蘭越峰舉報的問題在醫院中不存在；多名專業醫生也曾撰文，指出蘭越峰對“過度醫療”的指控並不成立。試想，如果院方一開始就通過法律途徑處理此事，蘭越峰與醫院的小糾紛完全沒必要鬧成大衝突，醫院的聲譽也不會因“走廊醫生”事件而蒙受損失。

　　“走廊醫生”事件是一個典型樣本。院方越害怕蘭越峰把事情鬧大，影響重大會議、榮譽評比和領導視察，越給蘭越峰增加博弈的資本。事實也證明，用錯誤的方式化解糾紛，只會讓醫院深陷負面新聞的泥沼，並讓正常的醫療秩序以及醫務人員的利益受到不必要的衝擊。

　　不僅醫療領域，其他領域的以往諸多案例也都表明，缺乏法治思維，很容易陷入怪圈。實際上，十八大報告中所説的“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既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略，也是日常生活中定紛止爭、消弭衝突的最佳選擇。一事當前，應該更多地考慮法律途徑來化解矛盾，而不是求諸“歪門邪道”。（湯嘉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