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享受城市所帶來的諸多便利的同時，正在承受城市發展過載帶來的代價。

　　從北京，到東京，再到紐約，世界性的特大城市幾乎在遭遇一個共同的難題，這就是城市病。膨脹的人口，污染的空氣，擁堵的交通，高企的房價，正在降低人們的幸福指數。這也就決定了，求解大城市病將成為今年北京兩會的熱點議題之一。

　　對於北京來説，問題似乎更為嚴重。超過2000萬的常住人口，相當於一個小型國家的人口規模。又在這樣一個比較狹小的區域內，其治理難度必然空前增大。在相當意義上説，當人口規模超過一定限度，很多常規性的措施和辦法，往往很難起作用。這也決定了特大城市治理的極度不易，需要更多的理解和寬容。

　　在一個龐大的人口基數上衍生的問題，決定了其水資源短缺更為突出，交通擁堵讓很多人鬧心，甚至不斷攀升的房價也有某種“剛需”的支撐。與此同時，北京作為首都，承載了全國許多人的夢想與希冀。來這裡尋夢的人源源不斷，導致蝸居、群租房、大雜院雜陳其間。

　　諸多問題的交織，也決定了破解問題不可能一蹴而就。現實可行的辦法，往往是一點一滴地校正，促其朝著科學合理的方向不斷糾偏。

　　從理想狀態看，治愈特大城市病的最好辦法是減少人口，把規模減到與其最佳承載能力相適應。然而，這對北京來説完全不可能。一個城市有包容與氣度，不僅體現在城市建設的現代文明，更體現在它給予每一個尋夢者的空間與機會。有人説用高生活成本可以驅使更多的人逃離，但是如果城市讓人生出這樣的絕望，這樣的城市也將失去生命。

　　因而，在相當程度上，北京只能以現有常住人口規模為前提，作為其治愈大城市病的前置條件。但這並不表明，我們就只能沿襲現有人口規模和城市格局，聽任城市功能與規劃不足的問題不斷積累。

　　多少年來的歷史原因，使北京形成攤大餅式的發展格局。中心城區向外的放射式狀貌，形成了早晨向中心集中、晚上向周邊擴散的交通景觀。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不能改變現狀。使城市規劃更科學、城市功能區域設計更合理，使産業結構和佈局更優化，或許是破解大城市病的頂層設計。在一個更大的區域內設計北京的中心城區，加入人口規模、交通、居住、産業等參數，很多問題可能都不是問題。北京已經開始這樣做了，但顯然，這不是三五年就能實現的。

　　從更廣泛意義上講，治特大城市病，還有賴於全國新型城鎮化的順利推進。當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城市、城鎮、地區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生存的位置和空間，人口匯聚北京的壓力將極大地減輕。我們期待這一歷史時刻的到來。（金明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