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理想信念的動搖，是脫離群眾的根源。橫亙在黨和群眾之間的障礙，比任何經典著作的描述更為複雜。

　　“打江山”、“鬧革命”的老一輩，許多來自備受壓迫的社會底層，還有不少則是大戶人家的“叛逆”。他們對百姓的感情十分真摯，對群眾的疾苦瞭如指掌，與平民大眾“天生就是一家人”。

　　周恩來到河北農村做調研，一屁股就坐在農民家的門檻上。這一坐，坐來的是農民張二廷掏心窩的話。那之後，願聽真話的周恩來信守承諾，年年都派人到伯延村，代他看望那位敢説真話的農民朋友。彭德懷回鄉搞調查，晚上座談，幹部説糧食産量多高多高，他拎起手電就往稻田裏跑，掐穗搓粒，要的就是個眼見為實。

　　如今，老一代的風範已成記憶。不少在相對優越的和平時期成長起來的新一代領導幹部，對黨與群眾唇齒相依、生死與共的血肉聯繫缺乏切身感受，一些人片面強調“精英治國”、“專家治國”，忘記了群眾這個根本。更有眾多“出了家門進校門、出了校門進機關門”的“三門幹部”，缺乏基層工作經驗，對基層情況不甚了了。一些領導幹部，或者把百姓視為管理學上的對象，對群眾感情不深、關切不夠；或者缺少處理基層複雜問題的能力，“不想走訪基層去”的畏懼與“想走訪基層下不去”的尷尬並存；更有甚者，將“密切聯繫群眾”變成了密切聯繫錢權，將自己的利益淩駕於群眾利益之上,把“魚水關係”變成了“油水關係”甚至“水火關係”，幹群之間的距離被愈拉愈遠。

　　“脫離群眾”，有主觀努力的不足，也有環境變化帶來的實際困難。

　　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深入發展，我國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出現競爭、流動、分化的趨勢。打破單位、地域、城鄉、所有制的界限，“流動中國”擴大了人們的交往，增添了社會活力，也讓人民內部矛盾的範圍更加廣泛。

　　同樣是流動人口子女就學，農村孩子希望進城分享名師名校優質教育，城裏家長擔心稀釋教育資源加劇升學競爭。同樣是小商小販沿街叫賣，有人認為便利了生活，有人認為攪擾了秩序，有人覺得有礙市容應該懲處，有人覺得弱勢群體需要保護。同樣是治理城市交通擁堵，騎車者為自行車爭路權，開車者為車位鼓與呼，家境寬裕者反對限行搖號，低收入者認為徵收擁堵費是以錢劃線歧視窮人……

　　這些態度截然不同、意見南轅北轍的人，都是群眾的一分子，都是黨和政府的服務對象。面對如此多樣、多元、多變的利益格局，群眾工作的困難與日俱增，挑戰前所未有。近年來，規模可觀的陳情人群，時有耳聞的群體事件，一方面説明，群眾對自身權利的焦慮和利益敏感不斷上升，我們黨統籌協調群眾工作的難度在加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一些黨員幹部在群眾工作中“失語”，在群眾方法上“失效”，在群眾路線中“失位”，聯繫群眾的能力在下降。二者相互疊加，使得黨群幹群關係面臨空前嚴峻的時代考驗。

　　（六）我們常説，發展是解決當代中國一切問題的總鑰匙。這個發展，是廣義的發展，其中也包括群眾工作的創新、執政能力的提升。

　　今天的中國共産黨，在黨員數量上依然保持快速增長的勢頭。截至2012年底，黨員總數突破8500萬，年增幅超過3%。按照這一增長速度，中共黨員數量幾年後就將突破1億，超過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人口。

　　與過去相比，我們的黨員隊伍力量大大提升了，我們擁有的經濟實力和財力大大提高了，我們掌握的各方面資源大大增加了，我們可以運用的科技手段大大豐富了。但全黨同志務必謹記，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可以代替人民的力量，不代表人民利益，不秉持群眾觀點，再雄厚的實力、再龐大的隊伍，也只能是無基之臺、無本之木、無源之流。全黨同志務必謹記，在執政64年之後，我們所擁有的更多財富、更多資源、更多渠道，只能説明我們在把握群眾所思上，在解決群眾所憂上，在滿足群眾所盼上，應有更大決心、更多智慧、更多方法。

　　史可為鑒。1990年，蘇聯《西伯利亞報》曾以“蘇共代表誰”為題，在部分群眾中進行調查。統計結果顯示，認為蘇共代表勞動人民的只佔7%，代表全體黨員的只佔11%，而認為代表官僚等的卻佔85%。一個被人民群眾認為並不代表他們利益的黨，不管它的歷史多麼輝煌，其最終垮臺也勢在必然。

　　有外國觀察家指出，在中國共産黨的所有概念中，“群眾路線”是最複雜和最帶普遍性的概念，“包含著中共全部的秘密”，是“最為重要的軟實力”。確實，中國共産黨最大的政治優勢是緊密聯繫群眾。群眾路線是我們這個政黨保持先進性、純潔性，鞏固執政地位、推進社會主義事業的生命線。如何呵護好這一黨的生命線，保證黨的幹部不願、不能、不敢脫離人民群眾，以維護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是新時期執政黨建設需要繼續探索和解決的重大課題。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在這張我們黨交出的時代答卷上，這一代共産黨人都應嚴肅自問：我們該有怎樣的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