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上海自貿區掛牌，2013版的“負面清單”也隨之公佈。在這份清單上，明確開列出了不予外商投資準入或有限制要求的領域，涉及國民經濟行業1069個小類中的17.8%。清單之外佔國民經濟行業八成以上的領域，今後在上海自貿區內將充分開放。

　　一份“負面清單”，列出來的不僅是不得準入的投資領域目錄，更是從控制型開放到自由型開放的思路躍進。此前，外商投資必須遵循“正面清單”進行，即參照 《外商投資産業指導目錄》中鼓勵類、限制類和禁止類的規定，選擇可以進入的領域。投資規模的不同，還可能對外商投資項目的審批和國民待遇享受程度産生影響。而“負面清單”管理則依照“法無禁止即可行”的原則，並將外商投資者從準入後方可享有國民待遇，前移為準入前即可享受國民待遇。

　　而伴隨自由型開放的到來，過去的行政管理模式也勢必需要優化。在上海自貿區內，負面清單外投資項目將由“核準制”改為“備案制”就是通過行政管理主動優化之舉。不過，行政機制的主動優化，總是有限度的，甚至在一定情況下會失去動能。而“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所産生的市場活力，還可以起到倒逼行政管理持續改革的作用。

　　倒逼將來自風險的考驗。在負面清單外領域，與自由相伴隨的是不可避免會出現的資本異常流動風險和形形色色的市場風險，行政監管機制需要提高對風險的識別和應對能力。“事中監管”和“事後監管”如何著手，什麼是需要監管介入的風險，如何追究風險，幾乎無法窮盡列出，也沒有固定的方程式。行政監管既需要通過“負面清單”管理的實施積累經驗，也需要引進其他國家自貿區的經驗。也就是説，在資本開放的同時，還需要監管機制的開放與之同步。

　　倒逼將來自能否實現公平競爭。“負面清單”外的開放領域，不能陷入對外開放、對內封閉的窠臼當中。不管是中資企業還是外資企業，不管是國企還是民企，理應在其中享受到切實的國民待遇。從目前來看，民企的金融支援度嚴重欠缺，事實上無法具備強大競爭力。而如果不能形成公平競爭的格局，資本凈流出的局面就可能長期化。因此，讓各類型企業充分享受開放，也是行政機制重要課題。

　　可以説，“負面清單”管理模式，不是行政機制減政這麼簡單，而是要探索在小政府架構中如何勝任複雜行政管理。從這個角度説，“負面清單”列出的是行政改革新高度。開放紅利，確需改革紅利保駕護航才能牢固。（徐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