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反對媒體輿論簡單地使用價值判斷、濫用“最”字——這樣的描述本身，難免落入缺乏理性、刻意煽情的窠臼。
媒體總是習慣於審視別人，其實，同時自身也在被別人所審視。
地震報道中的“最美新娘”，就是這種“被審視”的産物。
雅安電視臺的一位女主持人，因為地震當天（4月20日）穿著婚紗報道震情並採訪路人，於是，便被迅速地捲入一場網路討論——她，究竟是不是在作秀？
實際上，“秀”（SHOW）這個詞本身，並無褒貶之意，不過是做給人們看，每一個傳播行為，也都是“秀”的過程，而且必須強調，“秀”是要具有新聞專業主義精神的，既要符合新聞事實，又要追求傳播效果，傳播如果無效，就近乎無聊了——因為它沒有遵循“時新性、重要性、接近性、衝突性”等原則，來喚起公眾對某事物的重視，無法滿足人們對於了解資訊、並採取相應行動的渴求。
所以，“記者在場”的電視報道，就顯得尤其可貴，它會令這樣的新聞更有真實的觸碰感，而“真實性”無疑又是新聞報道的第一訴求。
從這個角度上講，女主持人的報道，之所以會“一石激起千層浪”，正是基於人們對其真實性的懷疑。
要澄清這個問題，我想，我們大概還是要從三個方面來進行思考——
第一，這段報道是否屬於對地震“第一時間”的反應？
無論網路上的質疑多麼洶湧澎湃，至少有一點是不容質疑的——女主持人確實是在雅安、並且是在地震發生不久後所做出的“敘述”，也許，她的現場採訪，並未給我們帶來太多的資訊（實際上，當時所有人都得不到任何完整的資訊），但是她努力地做了，僅憑這一條，女主持人就已經算完成了傳媒從業者應盡的責任，她無疑是“稱職”的。
第二，這樣的出鏡報道，是否必須由這位女主持人去完成？雅安電視臺是否只有一位出鏡的記者或主持人？
問題在這裡，開始變得複雜起來。據説，該主持人並非是一名新聞主持人，她的主業是在臺裏主持娛樂節目，實際上，為了保證災難性新聞報道的嚴肅性，電視臺完全可以找到一位更合適的人物進行出鏡報道，但我們無法排除另一個可能性，那就是：其他的記者和主持人在事發時，並沒有準備好，而恰恰因為女主持人選擇當日結婚，她很早便開始化粧打扮，所以，更適合馬上被領導調遣做這個報道，儘管這樣做，在常態下顯得領導有些“不近人情”，但是在重大災害突然襲來的特殊情況下，這樣的選擇，有時確屬迫不得已，人們也可以理解。
第三，作為災難的現場報道者，作為“新娘”的女主持人，是否必須穿婚紗報道？她換下婚紗、換上一件更適合其工作性質的服裝，真有那麼難嗎？當然，由於我並不在現場，也從來沒有資格成為一名帶粧欲嫁的“新娘”，對此無法做出準確判斷，但依照傳播學的理論來看，“婚紗裝”的女主持人，在報道中的凸顯性，已僭越了她所報道的災難新聞本身，會使他人對新聞的準確理解形成干擾，甚至，成為喧賓奪主的“噪音”，從新聞專業主義精神的角度上判斷，這無疑是一種“不專業”的體現。
這才是所謂“最美新娘”問題的“命門”。
至於這位女主持人有無主觀上“作秀”的嫌疑？由於評價標準實在太模糊，我想，每個人都沒有權利對此妄加揣測和推斷，因為凡質疑他人在作秀的人，本身也可以被他人懷疑是在“以質疑的方式作秀”，這就陷入到了一個邏輯上無法自洽的怪圈，除了互相攻訐之外，誰也無法真正搞清楚所謂的“真相”。
我一向反對媒體輿論簡單地使用價值判斷、濫用“最”字——這樣的描述本身，難免落入缺乏理性、刻意煽情的窠臼。人們往往一方面反感傳統的媒體“造神方式”，另一方面，又希望通過自己的片面化理解、再塑造出一個讓別人崇敬的“神”，但誰又能説，現在嚴厲抨擊“最美新娘”的人，當初不會正是眾多的傳播者中“之一”呢？
“捧殺”和“棒殺”無非是一張紙的兩面。這個世界依然需要“新娘”，但對類似于“最美新娘”這樣的感動或者謾罵，我想，還是力求客觀、保持些警惕才好！（駱新 東方衛視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