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這些年，高房價、高稅收、高通脹，“三高”構成了中國民眾最主要的消費負擔，掣肘了經濟結構的轉型。
穩增長成為當前宏觀政策的最核心主題。較之重啟投資項目的大張旗鼓，刺激消費的動靜要緩慢得多，而且沒有減稅、收入改革等實質性動作。這不，最近，國家相關部門正在出臺汽車下鄉、以舊換新等刺激消費政策，並將於近日公佈。
顯然，這不過是前些年老政策的再延續，前些年的實踐也説明，這種“激勵”很難真正刺激農村的汽車消費。而且就目前而言，較之交通工具，住宅的升級換代才是鄉間民眾最急迫的任務。
上世紀90年代初期，可以説是農村出現的第一波新建房屋的浪潮。最近五年，房地産繁榮的時期，進城民工數量明顯增加，加上人口紅利窗口即將關閉，他們的收入也有較大幅度提高，這直接支撐了近30年來的第二波農村住宅更新大潮。
故而，農民的收入增長，未能有效轉化為細緻的消費能力，也是為何農村消費始終難以真正發力，“家家小洋房”，但是卻難以“家家小汽車”。
此乃農村現狀。而城市低收入群體和中産階層，更是早已經被高房價所裹挾，購置房産佔據了他們收入的絕大部分。房地産的過度繁榮，透支了經濟成長性，將消費人群絕大多數——農民、城市低收入群體和中産階層都化為“房奴”階層。
消費主力人群的全面債務化，地方政府和開發商獲取巨大財富，中國消費型經濟也就不可能實現。這是何以每每經濟下滑，就馬上轉向固定資産投資模式的關鍵原因。
只有解放消費主力人群的“房奴”地位，才能真正刺激他們的消費能量。這就要求政府不能通過土地財政和房地産支柱來斂財。而是需要通過公共産品性質的定位，建設合理的保障房體系，讓更多的人能夠降低“置宅”的剛性需求，中産階層的消費需求就能完全激發，橄欖形社會才可能具備成形基礎。
此外，高昂的稅負亦是形成中國消費困境的關鍵。就普通民眾而言，稅負早已經苦不堪言。高昂的個人所得稅率，低起徵點，讓中産階層一直很難在中國大規模成形，再加上社保體系不夠健全，民眾不得不將大部分的收入用於教育、養老和醫療方面，難以有更多的閒錢用於日常的消費。
不僅個稅，佔據稅收大頭的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和企業所得稅等間接稅，更是沉重，只是民眾還很難切身感受到。這些間接稅，亦是造成物價一直不斷上揚的重要原因。若能出臺大面積減稅計劃，定能很大程度上激勵消費者。
説到“含高稅”的物價，自然涉及到影響消費的高通脹議題。物價之高，更在於不斷超發的貨幣。就此而言，促消費，調結構就絕對不可再回依賴天量信貸刺激投資的老路上。否則，下一輪高通脹來臨之際，零售總額或可顯著增長，但是真實消費水準、民眾幸福感則很難同步提高。
過去這些年，高房價、高稅收、高通脹，“三高”構成了中國民眾最主要的消費負擔，掣肘了經濟結構的轉型。只有降下“三高”，民眾的真實購買力才能得以顯現。故而，刺激消費是個系統工程，單個領域的小方法很難見效。（倪金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