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北京市各級檢察機關將開展領導幹部配偶、子女移居國外的有關情況等摸排工作。（2月15日《新京報》）
幹部配偶移居國外，從而造成“裸官”現象，對此，公眾屢有質疑和批評，北京市檢察機關即將開展的“摸排”之舉，順應了民意，震懾了“裸官”，值得期待。然而，期待之餘，仍有幾個小小疑問有待紓解。
其一，早在去年7月份，中辦、國辦印發《關於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加強管理的暫行規定》，明確規定，“適用人員要按照幹部管理許可權向組織(人事)部門書面報告配偶、子女移居國(境)外的有關情況，在有關情況發生變化時也要及時報告。”“適用人員辦理的公共事務，涉及到其配偶、子女移居國家和地區的，應當向本單位主管部門主動説明情況；存在利益衝突的，應當自行回避。”
也就是説，“報告”制度規定得十分具體，有很強的可操作性，只要照此如實辦理就可以了。既如此，北京檢察機關的“摸排”又是所為何來？如果幹部均能夠“報告”，則無需“摸排”；如果一定要“摸排”，是不是意味著此前的規定又被懸置、冷處理？
其二，即以“摸排”而論，也頗有些語焉不詳、模糊籠統之感。怎樣“摸排”、“摸排”了之後如何處置、公眾對此有無進一步的知情權？
長期以來，社會公眾對幹部“裸官”現象頗有微詞，正是因為自身的生活感受與權威的資訊披露之間存在差距。“裸官”不止，一定程度上也與這方面資訊不公開關係頗大。適度的資訊披露、廣泛的社會監督，必將使得那些“裸官”的資訊變得公開透明，而公開透明，正是公平公正的第一步，也是關鍵的一步。 （胡印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