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網4月29日大連訊　4月中旬以來，遼寧大連現代博物館成了喜歡近代書畫的市民們津津樂道的地方，皆因于4月17日在該館開幕的“丹青風華——臺灣鴻禧美術館藏19世紀中國繪畫展”。

　　鴻禧美術館藏品豐厚，尤以書畫、瓷器、鎏金佛像、文人清玩等文物最具特色，在海內外享有盛譽。此次，鴻禧美術館從庫藏的書畫藏品中，精選出60位畫家的126幅（組）作品，以6個單元的形式歸納總結了19世紀繪畫成就與特點，其中既有以“四王”為代表的傳統繪畫藝術，也有吳昌碩、齊白石等近現代書畫大家的銳意革新之作，可謂精彩紛呈。配合此次展覽而推出的“丹青風華：19世紀中國繪畫的風流與發展”藝術論壇，4月18日在大連現代博物館舉行，臺北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許郭璜、臺灣藝術大學造型藝術研究所教授王耀庭、鴻禧美術館研究員楊敦堯、湖北省博物館研究員王紀潮四位專家學者，對19世紀中國繪畫進行了深入淺出的報告講解，給現場觀眾帶來了一場文化與思想的盛宴。他們以新的視角、以更嚴謹的態度重新梳理審視中國19世紀的繪畫，試圖突破既往認識並尋找新意。

　　“須知書畫本來同”

　　臺北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許郭璜以《書與畫的聯屬及發展》為題，將中國書、畫的發展大抵分為三個階段：一、宋以前的書法與畫法各自獨立。二、元以後趙孟頫提倡以書入畫方有聯屬。三、清末趙之謙以魏碑筆法直接入畫。許郭璜研究員講道：“由於書畫使用的工具相同，故筆墨聯屬，關係至為密切。”他更以元朝倪瓚，明代沈周、董其昌，晚清吳昌碩、齊白石等畫家為例，講述了“書畫同源”的含義：“寫字有書法、字法、章法、篇法。縱橫得勢，筆意顧盼，前後呼應，承接得宜。書如是，畫應亦如是。明代沈周書法上筆法勁捷，用筆有力，將書法的力道運用到繪畫，達到‘書枯畫潤，結體有方’的效果。”從唐朝到元朝，書與畫的聯屬從無意到刻意為之，到晚清時期，書與畫的聯屬已經發展到了成熟階段。

　　“古畫今看”有新意

　　“作畫貴有古意，若無古意，雖工無益……吾作畫似乎簡單，然識者知其近古，故以為佳。”臺灣藝術大學造型藝術研究所教授王耀庭以元代趙孟頫所言開篇。王耀庭認為，“學習的過程中，取資于往古先賢，‘古意’往往被視為能出‘新意’，它不是抄襲，反而是一種重新的解釋，也可以視為與古人的交流。”中國書畫的學習，從古代名作入門，是相當普遍的現象，20世紀初期，中國藝壇也興起改革之爭，臨、倣在高標藝術是自我創作的至高理念下，儘管被貶成一無是處，然而“汲古潤今”仍被推崇，許多畫家還是此種觀點的信服者，也是實踐者。王耀庭談到摹古追求時強調：“一位音樂家或樂團之演奏名曲，聆賞的是演奏者對名曲的詮釋，各有巧妙不同，無人以為是抄襲解。看中國畫的摹古風亦作如是解。摹古不是百分百的照抄不誤，而是要透過古人的墨法表達自己。”

　　從社會經濟學角度看繪畫觀

　　湖北省博物館研究員王紀潮以《吳昌碩與齊白石》為題，從社會經濟學角度看19世紀繪畫觀。王紀潮談道：“吳昌碩、齊白石都從金石中汲取藝術養分，營造雄肆樸茂之風，有論者説這或是中國畫學至國朝衰弊刺激所致。在這種共性中，還有差異性，即吳昌碩成為藝術大師是由文人士大夫向藝術畫家的轉變，而齊白石是由平民側身士林。儘管兩人的畫風有相同相通之處，但這種差異性對藝術風格産生了重大影響。”通過將吳昌碩和齊白石比較不難發現，吳昌碩遊走于官場、文人、職業畫家之中，無法決斷；而齊白石所作的《題不倒翁》中“能供兒戲此翁乖，打倒休扶快起來。頭上齊眉紗帽黑，雖無肝膽有官階”明確表達了其不熱衷為官的想法。“在19世紀中國社會經濟發生巨大變革的大環境下，吳被動放棄做官，齊主動順應市場發展，吳為文人畫注入養分，齊為文人畫開新天地。” 王紀潮如是説。

　　世紀之交的上海畫壇

　　鴉片戰爭以後，上海迅速崛起為商業大埠，多元的現代商業城市文化，讓各種繪畫的語言得以並存，形成了所謂的“海上畫派”。鴻禧美術館研究員楊敦堯説：“商業資本主義的滋長，以商賈為主流的市民階層崛起，潛在地引發著中國思想文化的變革。相應之下，中國繪畫也向近代轉型，以淡雅為宗的文人畫已經無法滿足繁華城市生活的情調，視覺性較強烈的浙江畫係迎合上海城市趣味而得以發展。畫家以陳洪綬為典範，加上揚州畫派豪放的風格，結合民間品位與書畫市場為導向，建立寫實通俗畫風新傳統。”勁拔爽健的浙江畫風、閒逸清俊的蘇州畫風、淋漓酣暢的揚州畫風構成海上畫派的主要形式，楊敦堯進而指出，“歡快而不頹廢，雅致而不超塵”成為海上畫派的藝術風格。（台灣網大連通訊員 張博 謝小芳 方永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