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大一統”理念的歷史傳承

　　作者：朱誠如（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副主任，故宮博物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2022年5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的重要講話中強調，要深入研究闡釋中華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路向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演進格局。

　　中華文明是人類歷史上唯一一個綿延五千多年至今未曾中斷的文明，這其中“大一統”理念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2019年10月31日，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幾千年的歷史演進中，中華民族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形成了關於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的豐富思想”，並專門提到了“六合同風、四海一家的大一統傳統”。

　　在中華兒女開發和建設美好家園的長期奮鬥中，各民族共同生産生活，抵禦外來侵略，反對民族分裂，維護祖國統一，形成了牢不可破、堅不可摧的“大一統”理念。正是在這種理念影響下，中華民族追求疆域領土統一、推崇中央政府權威、注重文化共識凝聚，反對國家四分五裂、地方各自為政、價值觀虛無混亂。儘管一些歷史時期也曾出現過分裂局面，但統一始終是主流。不論分裂的時間有多長、分裂的局面有多嚴重，最終都會重新走向統一。歷史一再證明，只要中國維持“大一統”的局面，國家就能夠強盛、安寧、穩定，人民就會幸福安康。

　　“大一統”理念貫穿古今

　　回溯歷史，“大一統”理念是貫穿中國歷代政治格局和思想文化的主線之一，更是維繫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紐帶。

　　“大一統”表述，始見於《春秋公羊傳》：“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漢儒董仲舒言：“《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唐人顏師古注：“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大一統”理念是先人對國家治理秩序的闡發，早在先秦時期，我國就逐漸形成了以炎黃華夏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西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第一個統一的封建王朝。

　　及至漢代，在漢高祖及其後漢文帝、漢景帝積累的強大國力基礎上，漢武帝極大推動了“大一統”王朝的構建。東漢末年皇權衰落導致三國鼎立，匈奴、鮮卑、羯、氐、羌紛紛內遷，逐鹿中原，中華大地各民族深度交往交流交融。兩晉南北朝時期，一些入主中原的邊疆民族統治者，主動將自己納入中華“正統”歷史序列。

　　任何一個號稱“正統”的政權，必須完成“正統”所肩負的統一疆域的神聖使命。前秦皇帝氐族人苻堅曾言：“今四海事曠，兆庶未寧，黎元應撫，夷狄應和，方將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故此，苻堅在統一中原後南征東晉，以實現“統一天下”之大業。

　　隋朝結束了“正朔不一將三百年”的分裂局面。唐朝南北一統，東西貫通，創設了800多個羈縻州府經略邊疆，“大一統”盛況空前。唐以後，宋與遼夏金等少數民族政權並立。

　　元朝是北方遊牧民族南下實現前所未有“大一統”的王朝，將東北漁獵經濟區、北方遊牧區、西北和西南的遊牧與農耕兼營區、南方及中原農耕區、濱海農耕與漁業區囊括一起，可謂疆域“大一統”開拓者。漢、隋、唐、宋諸朝雖有天下之盛，“然幅員之廣，鹹不逮元”。“若元”乃“法《春秋》之正始，體大《易》之乾元”，定國號為“元”，“見天下一家之義”。元末農民起義推翻元朝統治，建立以漢人為主的明朝政權。此時的漢人群體，不僅包括東晉以來北方黃河流域南遷的漢人，也包括進入中原的匈奴、鮮卑、羯、氐、羌等，以及被元朝認為是“漢人”的契丹、女真，以及留居中原的蒙古、色目人等，中華大地各民族深度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清朝是東北地區少數民族滿洲建立的，也是“大一統”理念和實踐發展的高峰。入關前，滿洲人偏居東北一隅之地，皇太極明確提出“滿漢之人，均屬一體”。入關後，康熙帝強調“無分內外，視同一體”，雍正帝雲“天下一統，華夷一家”，乾隆帝説“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正是在“大一統”理念指引下，清朝完成國家“大一統”。

　　2019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深刻指出，“秦國‘書同文，車同軌，量同衡，行同倫’，開啟了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發展的歷程。此後，無論哪個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統一天下為己任，都以中華文化的正統自居。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詡中華正統；對峙如宋遼夏金，都被稱為‘桃花石’；統一如秦漢、隋唐、元明清，更是‘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各民族之所以團結融合，多元之所以聚為一體，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並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源自中華民族追求團結統一的內生動力”。

　　以“自強不息”的民族品格追求“大一統”

　　民族品格是一個民族文化傳統、價值觀念、思想感情、心理特徵和思維方式的集中反映。五千多年來，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經受住無數難以想像的風險和考驗，維繫著華夏大地上各個民族的團結統一，屢仆而屢興、愈挫而愈勇，始終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傳，同千百年來錘鍊的“自強不息”的民族品格密不可分。

　　中華民族的先哲很早就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思想，這是中華民族積極進取、剛健有為、勇往直前的內在動力。古代神話中流傳的“精衛填海”、“女媧補天”、“愚公移山”，孔子倡導的“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越王勾踐的臥薪嘗膽，漢使蘇武的嚙雪吞氈，以及文王拘而演《周易》、屈原逐而賦《離騷》、司馬遷忍辱而作《史記》等，無不體現出中華民族剛強堅毅、自強不息的民族品格。

　　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民族品格具有豐富內涵。其中，包含了反思“時艱”的深沉憂患意識。從《周易》的“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到維新志士譚嗣同的“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這種憂患意識寄託著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包含了“匹夫有責”的愛國主義情懷。在中華民族綿延發展的歷史長河中，雖然朝代不斷更疊，天下分分合合，但最後都歸於一統，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與愛國主義“根”之深、“蒂”之固息息相關。包含了舍生取義的高尚氣節。孔子説“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講“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這種氣節鼓舞了一代代中華兒女推動民族奮進、矢志報效祖國。包含了革故鼎新的變革精神。“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華文明史就是一部在變革中前進的歷史，比如在政治上層建築上從分封到集權，從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再到內閣、軍機處，不斷探尋著更加適合“大一統”國家發展的政治體制。

　　中國是有著古老文明的泱泱大國，政治、經濟、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長期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各民族共同鑄就了秦漢雄風、大唐氣象、康乾盛世的歷史。後來在世界工業革命如火如荼、人類社會發生深刻變革的時期，中國喪失了與世界同進步的歷史機遇，落到了被動挨打的境地。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列強在中華大地上恣意妄為，封建統治者孱弱無能，中國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英雄的中國人民始終沒有屈服，在救亡圖存的道路上一次次抗爭、一次次求索，展現了不畏強暴、自強不息的頑強意志。

　　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中國人民以錚錚鐵骨戰強敵、以血肉之軀築長城、以前仆後繼赴國難，譜寫了驚天地、泣鬼神的雄壯史詩，徹底粉碎了日本軍國主義殖民奴役中國的圖謀，有力捍衛了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徹底洗刷了近代以來抗擊外來侵略屢戰屢敗的民族恥辱！在波瀾壯闊的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人民志願軍將士高舉保衛和平、反抗侵略的正義旗幟，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以“鋼少氣多”力克“鋼多氣少”，用偉大勝利向世界宣告“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霸佔一個國家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面對外來侵略，中華民族憑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視死如歸、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有力維護了祖國和民族的尊嚴。

　　縱覽歷史，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民族品格為維護“大一統”格局提供了強大精神動力和不竭力量源泉。尤其是近代以後，在面對亡國滅種危機的百年抗爭中，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空前增強。

　　以“和衷共濟”的行世之道維護“大一統”

　　“中和”是中國古代思想家和統治者在長期實踐中總結出來的規範民族心理結構、思維模式和對理想社會追求的一種民族傳統和禮制規範。“中”意為中道、時中，強調處理事情不偏不倚、恰到好處，既不能過，也不能不及；“和”意味著和諧、和合，強調不同對象彼此相應無礙、達到和諧。中華文明注重以“和”文化促進人與人、人與自然，以及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之間的交流互鑒；以“中和”的博大包容，融匯天下、聚合四方，鞏固中華民族的“大一統”格局。

　　春秋時期，孔子在前人“中和”觀念基礎上，述古而開新，明確提出“禮之用，和為貴”。孔子還提出“和而不同”，主張吸納不同意見，倡導對立雙方協調統一，避免極端。簡言之，就是求中、求和。推崇“中和”，並以此作為行世之道和道德規範的基本內容，對中華民族“大一統”國家維繫內部團結、穩定社會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和”理念體現在人與自然關係上，強調“天人合一”。在中國古代哲人眼中，人不是大自然的主宰，也不是大自然的奴隸，而是大自然的朋友，因而人要參與大自然化育萬物的活動，和宇宙萬物處在一種協調、親密的關係中，力戒逆天違道、為所欲為。莊子説“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認為人可以提升自己的境界以“與天地精神往來”。宋代張載的“民胞物與”之説，明代王陽明的“一體之仁”之説，都集中體現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在這種理念的深刻影響下，中國人崇尚“不違天時”、“敬天順民”、“關愛百姓”。從先秦開始，中國古代思想家闡述社會和國家的理想形態及其根據，大多著眼于為人之理，成人之道，修齊治平，這為“大一統”國家的社會治理提供了豐富的政治智慧和思想道德資源。

　　中國各民族團結融合，正是“和為貴”理念在民族關係上的生動體現。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為了增進和鞏固漢族與兄弟民族的團結，中國歷史上多有漢族與少數民族“和親”之舉，昭君出塞、文成公主進藏就是這樣的歷史佳話。到了清代，特別是康雍乾時期的幾代帝王，接受並吸納“中和”理念。

　　“協和萬邦”的天下觀，蘊涵“和氣”、氤氳“和風”，是中華文明一貫的處世之道。《尚書堯典》中講，“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這裡所説的堯之“德”，是要讓家族和睦；家族和睦之後再協調百姓，也就是協調各個家族之間的關係，以實現社會和睦；社會和睦之後再協調各邦國的利益，讓各邦國都能夠和諧合作。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協和萬邦”的寬廣胸懷，自信而又大度地開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經譜寫了萬里駝鈴萬里波的浩浩絲路長歌，也曾經創造了萬國衣冠會長安的盛唐氣象。愛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國處理國際關係的基本理念。

　　翻開中華民族幾千年恢弘歷史，“中和”、“和衷共濟”、“天人合一”、“協和萬邦”等，都是中華民族源遠流長、根深蒂固的歷史基因。正是這種圓融而不狹隘、通達而不封閉的博大包容，使中華文明得以“天下歸心”，並且在交融互鑒、兼收並蓄中不斷發展和豐富。

　　以“天下為公”的價值導向引領“大一統”

　　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各民族都會形成具有各自特質的基本價值導向。價值導向不同，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指向就不同。“重義輕利”、“天下為公”的價值導向，自古以來就流淌在中華民族血脈之中，對維護“大一統”國傢具有強大凝聚力和感召力。

　　中國古人講究“公天下之利”，即國家和民族的大利是“利天下”。這是義利觀的高度統一，即大義和大利的統一。荀子曰“國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巨用之者，先義而後利”。中國歷史上那些在國家民族危難之際拋頭顱、灑熱血，“舍生取義”的人，向為後人傳頌、緬懷。而那些在國家民族大義面前“見利忘義”的人，永為後人貶斥、唾棄。

　　唐代畫家閻立本創作《步輦圖》卷，描繪唐太宗李世民在宮內接見松讚幹布派來的吐蕃使臣祿東讚的情景，展現了古代漢、藏民族的友好交往。圖為《步輦圖》卷（局部）。　故宮博物院供圖

　　儒家倡導“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天下為公”離不開國家完全統一，這是中華民族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和神聖職責。及至近代，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一生堅持以“天下為公”為最高思想境界，面對軍閥割據、山河破碎、生靈涂炭，始終堅定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旗幟鮮明反對一切分裂國家、分裂民族的言論和行為。孫中山先生説：“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國家，這一點已牢牢地印在我國的歷史意識之中，正是這種意識才使我們能作為一個國家而被保存下來。”他強調：“‘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

　　“重義輕利”、“天下為公”等中華民族的基本價值導向隨著時代發展而發展，但是把“天下為公”從理念變成實踐，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以人民為中心”、“人民至上”作為初心恒心的行動，只有偉大的中國共産黨做到了。

　　歷史充分證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自強不息”、“和衷共濟”、“天下為公”等理念，是中國人對統一多民族國家産生認同的重要思想文化基礎，在漫長歷史進程中促進了國家統一和穩定，具有永恒魅力和時代價值，需要不斷推動其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