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文明起源需要多方發力

　　作者：楊維軍（蘭州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教授）

　　考古遺跡和歷史文物是歷史的見證，歷史文化遺産承載著中華民族的基因和血脈，不僅屬於我們這一代人，也屬於子孫後代。認識歷史離不開考古學，考古工作是構建中華民族歷史、展示中華文明瑰寶的重要工作。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深入了解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發展史，把中國文明歷史研究引向深入”“堅持多學科、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學和歷史學、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聯合攻關，拓寬研究時空範圍和覆蓋領域，進一步回答好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基本圖景、內在機制以及各區域文明演進路徑等重大問題”。我國古代歷史中還有許多未知領域需要探索發現，在揭示本源的過程中，需要考古工作和歷史研究協同發力，形成學術合力，推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取得更多成果。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為更好總結歷史經驗、揭示歷史規律、把握歷史趨勢，必須“整合歷史研究資源和力量，提高研究水準和創新能力”。整合歷史研究資源和力量，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強化考古學與歷史學融合，加強綜合研究。考古學以人類活動的遺跡、遺物為研究對象，而歷史學把傳世、出土文獻作為研究對象，二者的研究目的都是為了認識古人的物質生活、組織形式、精神文化等，探索其發展脈絡，闡釋其演變原因。兩個學科既相互獨立又密切聯繫、相輔相成，各自以特有的研究對象、內容、方法及敘述方式，或分工或協作完成對人類歷史文化的探究、闡釋。把考古工作和歷史研究結合起來，可以超越傳統文本書寫的片面與偏見，更完整地揭示、復原人類的發展歷程和圖景。例如，稷下學宮是先秦時期學術文化成就的重要代表，但是，對於其始建年代、建於何處一直存在疑問。近年來，隨著山東省淄博市齊故城小城西門外建築基址群的考古發掘，從文獻、方位、考古發現等多方面進行研究，確定稷下學宮的位置所在。可見，對文明起源、形成、發展歷史脈絡的探究是一個既複雜又漫長的系統工程，在缺乏足夠文字記載的情況下，強化考古學與歷史學融合發展，可以讓我們更接近歷史的真實。

　　考古發現的文化遺存是古人歷史活動的産物，呈現的是不同時期的古代物質文化面貌、古人日常生産生活狀態以及各地的文明發展進程等。運用生物學、分子生物學、化學、地學、物理學等學科的最新技術，科學分析文化遺址的年代、自然環境、人類體質特徵和健康狀況、農業、手工業、生産關係等狀況，可以獲取更加豐富、更加全面的古代人類活動資訊，探究古代歷史發展中的諸多細節。對於跨區域的歷史研究和考古工作，可以借鑒推廣已有的成熟經驗，搭建能夠協調各方面資源的工作平臺和研究團隊，把各方面力量整合起來開展研究。對於考古新發現的資料，發掘單位、收藏單位可與相關研究單位共用資源、協同開展研究。比如，2004年以來多家單位合作對甘肅省張家川縣馬家垣戰國墓地進行了考古調查發掘，出土了罕見的金、銀、銅、鐵、玻璃、豪華二輪馬車等殉葬器物，經過多學科聯合攻關，揭示了豐富的歷史文化資訊，為研究西戎文化、秦戎關係、古代北方民族史、中國科技史以及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演進歷程等提供了新的實物證據。可見，把考古探索、文獻研究同自然科學技術手段有機結合起來，能夠為文明探源提供科技分析依據，從而更加準確地揭示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歷史脈絡。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同步做好我國‘古代文明理論’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傳、推廣、轉化工作，加強對出土文物和遺址的研究闡釋和展示傳播，提升中華文明影響力和感召力。”對於沒有文字記載的早期文明階段，通過考古發掘找到更多資訊，可以讓遺跡遺物説話；對於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階段，通過考古發掘證經補史，可以讓歷史更加生動鮮活。百餘年來，我國幾代考古人篳路藍縷、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發現，田野發掘點遍佈祖國廣袤大地，遺存涉及的時代縱貫萬年，出土大量珍貴文物。但這些文化遺存並不會自動呈現其背後的古人行為、觀念與當時的社會狀況等。因此，考古工作者要會同歷史學、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的專業人員，加強對考古資料的研究闡釋和宣傳展示工作，將其轉化為新的歷史知識，把我國文明起源和發展以及對人類文明進步事業作出的重大貢獻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現出來。可以在確保品質的前提下，儘快發佈階段性研究成果和考古報告，講好我國古代歷史和中華文明故事。近年來，隨著秦早期陵墓、祭祀、城址、生鐵、冶金、水利、養馬、造船等考古發現的披露，戰國時期先民多彩生活畫卷更加清晰地展現出來，進一步揭示了秦國崛起的原因，廓清了一些歷史迷霧。可見，推出更多考古成果，做好考古成果的闡釋、普及和宣傳工作，挖掘文物和文化遺産的多重價值，將塵封的歷史揭示出來，讓厚重的歷史易感知、更有趣、離大眾更近，能夠增強歷史信度，豐富全社會歷史文化滋養，更好傳承文明薪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