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 理論新視野】法官能力建設是決定司法改革成敗的關鍵
作者：呂艷濱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的一場深刻革命，必須堅持厲行法治，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全面推進新一輪司法改革，幾年來數十項改革任務相繼出臺、成效顯著。本輪司法改革的目標是保證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其核心是要從體制機制上解決“人”的問題，要提升司法人員的職業化、專業化水準，規範司法人員的行為，保障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實踐中，絕大多數案件在基層並由基層法院的法官負責審理，與群眾直接接觸的也主要是基層法院的法官，因此，基層法院的法官辦案能力及案件辦理品質如何，直接關係到是否可以實現“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的目標，成為關係司法改革成敗的關鍵點。
合理調配人員配比，科學開展質效考核
法官所從事的審判工作歸根結底是一種需要綜合各方面知識的腦力勞動，需要有充裕的時間了解案情、研究案情，需要有更多的時間學習鑽研專業知識，以不斷提高自己。但實踐中，很多基層法院的案件量不斷激增，案多人少矛盾十分突出。當前推行的員額制改革有效解決了過去一段時間法官專業化水準不高的問題，但百分之三十幾的員額比例在很多地方遠遠無法應對不斷增長的案件數量。因此，在依靠員額制解決了法官任職資格和門檻的問題後，還需要進一步科學設定員額比例，尤其是設定合理的人案比，對於法官編制既要嚴控，不能隨意擴編，又要通過訴訟與非訴訟化解機制有機銜接、審判案件繁簡分流等對案件進行必要的分流，更要注意根據案件數量發展態勢，機動地調整員額，確保人案比符合法官承受能力，讓法官有時間休息、有精力學習，這樣才能讓法官有可能苦練內功、提升裁判水準。
對法官業績進行質效考核是對法官能力進行評價的重要方法。長期以來，法院內部形成了一套體系化的質效考核指標體系，至少包括一審簡易程式適用率、當庭裁判率、一審服判息訴率、民事案件調解率、撤訴率、信訪率、結案率、執行到位率等指標。這些指標關係到法官業績甚至所在法院的排名，因此成為法官工作的重要指引。近年來法院內部強調不進行各種排名，但實踐中，用質效考核結果評價法院、業務庭乃至法官工作成效和工作能力，無疑是最簡單易行且最容易看到效果的，因此，這也使其成為非常重要的“指揮棒”。毫無疑問，對法官乃至業務庭、法院的部分審判執行數據進行統計分析，有助於司法行政部門掌握審判執行的業務狀況，為科學化、精細化決策和法院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但用其考核法官業績則未必全部符合司法規律。比如服判息訴率雖然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案件審判品質，但上訴是當事人的權利，不能簡單地將當事人行使上訴權歸咎為法官裁判品質不好。又比如執行案件的執行到位率雖可以在一定程度反映債權人權益的實現程度和執行部門乃至執行法官的盡職程度，但必須看到，執行到位率更多受制于執行案件複雜程度、執行標的物變現難易程度等，這些都不單純是執行法官可以左右的。因此，要讓廣大基層法院的法官可以安心鑽研業務，實現讓審理者裁判、讓裁判者負責的改革目標，必須進一步審視現有的質效考核指標，剔除不符合司法規律的考核指標，讓法官工作回歸其應有的狀態。
倒逼裁判文書説理，向資訊化要生産力
裁判文書是案件審判的最終結晶，裁判文書是否説理、説理是否充分，是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的必然要求，也是確保當事人服判息訴、維護並提升司法權威的必然要求。裁判文書的公開不是最終目的，通過公開向公眾展示法官認定案件事實、適用法律、得出裁判結論的推理過程，才能真正實現裁判文書公開對提升司法水準、規範司法權力運作的倒逼作用。因此，應當結合裁判文書公開工作，形成立體化的公開機制，倒逼法官做好文書説理。
首先，進一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要求，貫徹裁判文書以公開為常態、不公開為例外的原則，除法定不公開的文書外，所有裁判文書都應上網公開，接受社會監督。其次，在裁判文書集中公開的基礎上，各基層法院應當進一步選取社會關注度高、對於公序良俗等有重大影響的案件，配合裁判文書公開，實行庭審公開、起訴書及答辯狀公開、重要證據公開等一體化、立體式公開，並配合做好案情介紹及文書解讀，積極回應社會關切，進而倒逼文書説理。再次，各級法院應當定期組織資深的法官、律師及專家學者對裁判文書開展評查，擇其優者予以表彰，擇其劣者予以警示，在法官內部形成一股不僅要把案件辦出去、還要把案件辦成精品的良好風氣。
資訊化是現代化的重要體現。近年來，各級法院在國家資訊化發展過程中不斷探索推進法院資訊化工作，將資訊化技術應用到司法審判執行、司法管理的全過程，依靠資訊化技術，把握司法工作規律，提高審判能力，實現審判執行流程再造，推進審判方式的變革，做到全程留痕、實時監督，促進司法行為規範化。在助力法官能力建設方面，法院資訊化也大有作為。法院資訊化不是簡單地採購和更新換代新型資訊化設備，或者設計些新軟體，而是要著眼于服務審判執行、提高法官工作效率。可以説，法院資訊化的成功推進可以有效減輕法官辦案的負擔，併為其辦案提供有效的輔助支援，實現向資訊化要生産力。
但在法院資訊化推進過程中，目前還普遍存在基層法官排斥資訊化的問題，除了個別法官對資訊化有關的新事物難以接受和適應外，更主要的是由於一些資訊化系統不夠成熟，未能從審判執行的規律及需求入手設計程式，未能體現方便辦案的優勢，且不同業務部門、不同級別和地區的法院之間的數據難以共用，反倒讓不少法官産生了資訊化就是繁瑣的填表、反覆的錄入與無窮盡的掃描等負面印象。這就要求資訊化的推進必須消除資訊化和審判執行業務“兩張皮”的弊病，加強技術與業務的融合，以滿足業務需求、消除數據孤島，真正服務基層法官辦案。
提升職業榮譽感，強化對法官的監督
法官頭頂國徽，代表國家行使審判權，應具備極高的權威和榮譽感，但實踐中，對廣大法官的保障工作仍需完善。據調查，法官遭受違法侵害的情況並不少見，雖然中央頒布了《保護司法人員依法履行法定職責規定》、最高人民法院發佈了有關的細則，但未來還是有必要研究在立法上設立藐視法庭罪的可行性，並從實施層面降低威脅、侮辱法官行為的懲戒難度。此外，法官的薪酬等生活保障仍有提升空間。這一點在基層法院中顯得尤為突出，雖然擔任法官等公職不是發財之道，但也應保障法官等公職人員面對不斷攀升的養老、醫療、育兒、住房成本，可不為利益的誘惑所動。近年來，一些法院出現了法官尤其是經驗豐富的法官離職的現象，對此，我們一方面要泰然處之，畢竟人才的交流互動是社會不斷進步的表現，但另一方面，也要有危機感，要研究是否有必要引入法官等公職人員薪酬的動態調整機制，確保法官可以安心工作。
任何權力都需要進行監督，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會腐敗——這是已經被實踐證明的定理。司法改革的勝利推進要實現讓審理者裁判、讓裁判者負責的要求，為此，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專門印發了《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規定》等文件。隨著改革的推進，主審法官可以直接簽發裁判文書，院庭長不能再過問案件。這是依法保障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的重要體現。但也必須注意到，隨著改革的推進，法官個人手中的權力越來越大了。在一些沿海發達地區，標的額在5000萬以下的民商事案件都下放給基層法院辦理，主審法官能否經得住來自案件當事人等的影響，值得關注。以前辦案院庭長還可以對案件審理把關，現在所有的擔子都壓在主審法官身上，其權力加大了，壓力也增加了，同時，違法違紀情況發生的風險系數也相應提升了。因此，不僅要警鐘長鳴，重視警示教育，防控廉政風險，更要加強體制機制建設，規範法官裁判。除了嚴格執行審判回避、任職規避、二審及審判監督等制度外，還需要加強法院資訊化建設，實行網上辦案，讓所有案件流程節點和案件材料都暴露在案件管理系統中，防止將案卷鎖在承辦人抽屜裏的現象，加強對案件流程節點的控制，利用資訊化“牢籠”規範司法權力運作。同時，還應當進一步加大司法公開力度，利用案件流程節點公開、裁判文書公開、執行資訊公開、庭審公開四大公開平臺，將案件無死角、全流程公開給社會，接受當事人及社會公眾的監督和質疑，以進一步落實司法責任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