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深刻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 人民日報 》（ 2017年11月08日 07 版）

　　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對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的科學判斷。深刻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重大政治論斷，需要與深刻理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新變化的新特點、深刻理解分兩步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目標有機結合起來。只有將這些方面有機結合起來，才能準確把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歷史起點和邏輯前提。

　　進入新時代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站到更高層級的歷史方位上

　　時代是表述特定社會歷史階段的範疇，不同時代有不同內涵。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面對的最大國情是我國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一個很長時期，其特點不可能不發生某些階段性變化。因此，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長歷史過程中，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也必然隨著社會發展而變化。與時俱進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處的歷史方位作出清醒判斷，是我們黨領導人民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局面的必然要求，也是黨的創造力、領導力的具體體現。

　　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作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重大政治論斷，準確反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長期建設中取得的歷史性成就、黨和國家事業發生的歷史性變革，準確反映了黨的十八大以來取得的全方位、開創性成就和深層次、根本性變革。這些成就和變革的重大意義，主要體現在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三個意味著”：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意味著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在世界上高高舉起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這“三個意味著”，從中華民族的命運、社會主義的命運和世界發展的命運三個維度，勾畫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參照坐標。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使中國的發展站到一個更高層級的歷史方位上。從這個歷史方位往前看，新時代的內涵，在國家層面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在人民層面是不斷創造美好生活、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在中華民族層面是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中國和世界的關係層面是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顯然，這些內涵和使命是緊扣中國夢包括的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具體目標來説的。也就是説，新時代是通過努力奮鬥更真切地貼近實現中國夢的時代。

　　作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重大政治論斷，彰顯了中國共産黨審時度勢的非凡能力。習近平同志去年在“七一”重要講話中講了一句非常深刻的話，他説：“歷史總是要前進的，歷史從不等待一切猶豫者、觀望者、懈怠者、軟弱者。只有與歷史同步伐、與時代共命運的人，才能贏得光明的未來。”中國共産黨在革命、建設、改革的不同歷史時期之所以能不斷取得巨大成功，關鍵在於能夠在時代變化的關頭準確判斷歷史方向、正確把握形勢發展的趨勢和時代大潮的走向。作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重大政治論斷，從新的歷史起點和時代條件出發謀劃發展，必將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局面。

　　進入新時代的重要標誌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

　　事物發展的階段性主要表現為主要矛盾的變化或矛盾主要方面的變化。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作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重大政治論斷，最關鍵的理論和實踐基礎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從“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産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重要標誌，也是新時代的重要特徵。

　　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社會主要矛盾這一提法是中國共産黨的一大理論創新。1956年，在中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的重大歷史關頭，黨的八大第一次明確提出並闡釋“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重大歷史轉折，反映在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上，就是重回黨的八大的有關表述。鄧小平同志1979年3月在中央召開的理論務虛會上，明確把什麼是我國當前的社會主要矛盾作為一個重大課題提了出來，他説：“我們的生産力發展水準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是我們的中心任務。”這個社會主要矛盾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的依據和前提。

　　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正式對社會主要矛盾作了概括：“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産之間的矛盾。”從那以後，我們黨一再強調社會主要矛盾問題，並且都是將其同國情、同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的歷史任務聯繫起來講。黨的十九大報告正式提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這一新的社會主要矛盾，也是同國情問題、同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問題緊密聯繫的。

　　關於“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是人民需要的內涵大大擴展。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而且從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角度提出更多要求，比如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需要日益增長起來。也就是説，人民的需要從物質文化領域向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全面拓展。二是人民需要的層次大大提升。比如，期待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準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更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這些需要呈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特點。

　　關於“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主要是指我國社會生産力水準總體上顯著提高，已經不是“落後的社會生産”那樣一種局面了。但面對新的社會需要，我們的供給還有許多差距，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在新時代凸顯出來，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所謂發展不平衡，有區域發展不平衡，比如東部和西部發展不平衡；有城鄉發展不平衡；有供需結構不平衡，比如既存在落後産能過剩的情況，又存在有效供給不足的問題；也有群體發展不平衡，比如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所謂發展不充分，主要指創新能力不夠強，發展的能力和水準、品質和效益還需要提高，轉變發展方式還處於攻堅階段，等等。這就要求努力實現更高品質、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

　　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係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成為我國制定各方面政策的重要依據。但是這個變化還不足以改變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的國情，不足以改變我國仍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這個最大的實際。因此，應把對最大國情的清醒認識和對社會主要矛盾的科學分析有機統一起來，這樣才能在與時代同行中既不割斷歷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後於時代、又不超越階段。

　　進入新時代要朝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目標前進

　　作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重大政治論斷，是和確立分兩步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目標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制定、調整和實現發展戰略目標，是我們黨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一以貫之的領導方法，也是體現我國發展時代性的重要標誌。毛澤東同志在1962年就明確提出，如果從新中國成立算起，“要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我估計要花一百多年。”1987年，鄧小平同志考慮我國發展目標的時候，正式提出“三步走”戰略目標。在解決人民溫飽問題、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準這兩個目標已提前實現的情況下，我們黨又把建黨一百年和新中國成立一百年作為發展戰略目標的兩個時間節點。黨的十八大明確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是“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從黨的十九大到黨的二十大，是“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期。從現在算起，再有3年便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由此便出現一個新問題：怎樣規劃實現黨的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對此，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創造性地提出分兩步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第一步，從2020年到2035年，奮鬥1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步，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再奮鬥15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這個戰略安排提升了黨的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內涵。一是把原來確立的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提前到2035年完成。這是因為中國的發展超乎預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迸發出來的巨大創造力已經並將繼續深刻而快速地改變中國的面貌，我們有把握到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二是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目標能夠提前完成，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自然也要升級。於是，黨的十九大報告把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表述為“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與黨的十八大報告相比，這個目標增加了“美麗”的要求和“強國”的表述，意味著我們的新目標不是建成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是如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到那時，“我國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將全面提升，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領先的國家，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我國人民將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華民族將以更加昂揚的姿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作者為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