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上海財稅部門的數據顯示，截至7月底，上海共有14.2萬戶企業納入“營改增”試點範圍，比年初增加了2.4萬戶。與營業稅稅制相比，上海“營改增”試點企業和原增值稅一般納稅人整體減輕稅負約56億元。
記者調查發現，“營改增”的積極效應遠遠不止于減稅，其大大提升了上海現代服務業的能級，促進現代服務業和先進製造業融合發展。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營改增”推動企業加大設備投入、加速拓展市場，成為“穩增長、調結構”的有力推手。
“波及效應”彰顯 以“減法”來穩增長
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作為結構性減稅的重要內容，“營改增”有力地配合了上海的“穩增長”步調。
由於實施“營改增”後，試點企業開出的增值稅發票可被下游企業用於進項抵扣，一定程度上增強了市場競爭力。也就是説，減量後面蘊藏著不小的增量。
統計顯示，今年上半年上海“營改增”試點企業加快拓展市場，本市客戶數同比增長7.2%，外省市客戶數同比增長11.6%，境外客戶數同比增長3.4%。境外合同金額同比增長30.2%，試點企業吸納就業人數同比增長8.9%。
對於部分物流企業反映的“加負”問題，實際上也是給下游製造業創造了更大減稅空間。北芳物流集團高級物流師龔慧珍介紹，稅改前公司徵收3%的營業稅，改革後徵收11%的增值稅，而下游製造業從收取7%的運輸業發票改變為收取11%的增值稅發票，增加了4個百分點的抵扣稅額，相應減少稅負。
記者了解到，“營改增”試點改革後，原增值稅一般納稅人的稅負普遍下降。試點一般納稅人開給原增值稅一般納稅人的應稅服務增值稅進項抵扣稅額新增93.3億元，使其稅負因抵扣增加而相應下降。
上海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華指出，“營改增”的重大意義在於其波及效應：一方面，企業自身的業務鏈條越長，波及效應越大，企業越得益；另一方面，“營改增”試點範圍越大，覆蓋的行業越廣，波及效應越大，企業也會從中得益。
促服務業態創新 以“加法”提升産業能級
專家表示，“營改增”實現了從“道道徵收、全額徵稅”向“環環徵收、層層抵扣”的轉換，打通了連接二、三産業的增值稅抵扣鏈條，從制度上解決了貨物與勞務稅制不統一和營業稅重復徵稅的問題，為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和經濟結構調整創造了有利的稅制環境。
在增值稅體系下，服務業企業如果更新設備，可以作為進項納入抵扣範圍。央企中國海運集糰子公司中海發展近期公佈的中報顯示，今年上半年企業應交稅費為1.94億元，同比下滑473%。原因就是上海實施“營改增”後，中海發展在報告期內建造船舶産生大額未抵扣進項稅挂賬導致。在當前新船價格大幅下滑的背景下，航運企業如果借機調整船隊結構，無疑能夠提高長遠的市場競爭力。
上海華誼集團財務總監常清告訴記者，“營改增”使得服務企業要動腦筋，不做簡單的資源消耗型的低端服務業，而要做裝備型、整合化、資訊化的高端服務。
統計顯示，在目前上海的“營改增”試點中，新增企業為1.29萬戶，新辦企業為1.1萬戶，主要集中在文化創意、鑒證諮詢及研發和技術服務等新興業態。今年上半年在房地産行業負增長的情況下，上海第三産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0.3%，佔全市生産總值的60.4%，比去年同期提高2.6個百分點。
破除稅制瓶頸 以“乘法”增強資源配置能力
隨著稅制瓶頸的破除，跨國公司落戶上海的意願明顯增強，對提高上海的全球資源配置能力起到了可喜的“乘法”效應。今年上半年，在世界經濟增速放緩的情況下，上海新設立跨國公司地區總部27家、投資性公司13家、研發中心14家，總部聚集效應進一步顯現。
畢馬威中國稅務合夥人王軍分析，許多跨國公司在上海設立區域總部，把IT、財務、人事和研發等功能集中到上海。但在原來的稅制下，由於總部跟分公司之間仍需獨立核算，都必須繳納營業稅，且不能抵扣，這樣整個集團的稅負會高。“營改增”後，上海總部開具增值稅發票可供抵扣，上海總部的作用得到進一步提升。
泛亞汽車技術中心有限公司是上汽集團與通用汽車共同投資的從事汽車設計和研發的企業。“營改增”試點後，企業調整經營方式，選擇對所有的境內收入繳納增值稅，上半年境內研發服務收入增長17%。其中，企業向上海通用提供研發服務，增加其抵扣稅額。企業表示，雖然自身稅收金額有所上升，但泛亞作為汽車産業鏈的中間環節，實現了集團稅負下降，確保了集團整體利益。
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市財政局局長蔣卓慶表示，“營改增”在改革設計上體現了我國稅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在改革導向上推動了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結構調整，在改革實踐上激發了企業創新發展服務業的熱情。隨著“營改增”改革的試點地區和試點行業範圍不斷擴大，其“穩增長、調結構和提功能”的效應還將進一步顯現。新華網(記者 姚玉潔 何欣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