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底，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北京校園迎來了近300余位來自全國各地、各行各業的精英，有政府官員、商界領袖、企業高管和媒體老總，他們擁有同一張名片——中歐國際工商學院2012級EMBA學員。
作為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創始人之一，寶鋼經濟學教席教授，已經82歲高齡的吳敬璉在這次開學典禮上堅持站著演講近1個小時。“中國的經濟、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的企業和中國的企業家現在面臨競爭的形勢，遇到嚴峻的挑戰。”吳敬璉告誡在場的學員。
作為一直在為市場經濟鼓與呼的經濟學家，吳敬璉被人稱為“吳市場”。在演講結束後接受新京報記者獨家專訪時，吳敬璉為走在十字路口的中國經濟改革開出“法治市場經濟”的藥方，他提出頂層設計概念，認為建立一個法治的市場經濟、有宏觀管理的市場經濟是中國的唯一齣路。
過去30年高速發展靠的是改革開放
過去這30年，中國經濟的順利發展，很多企業從一個個人企業、家庭企業變成了一個中等水準甚至是大企業，靠的是什麼呢？總的來説就是靠的改革開放。
新京報：最近你曾多個場合提到中國的經濟走到了十字路口？
吳敬璉：我們要對整個中國經濟發展的形勢、所處的態勢，也就是我們每一個企業所處的環境做一個估量。過去的30年中國經濟、中國企業的發展應該説是很順利的，在短短30年間，中國從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發展到一個高水準的中等收入國家。
中國現在的經濟總量是世界第二，在很多方面都到了世界的前列。但是我們要很冷靜地認識到，這樣一個30年的順利發展，或者説我們的企業能夠在短時期內就掙快錢、掙大錢，這個情況很快就要過去了。我們面臨著很嚴峻的挑戰。
新京報：你説的挑戰主要是哪些方面？
吳敬璉：你只要仔細地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到，過去這30年，中國經濟的順利發展，很多企業從一個個人企業、家庭企業變成了一個中等水準甚至是大企業，靠的是什麼呢？總的來説就是靠的改革開放。改革開放使得我們在許多方面迅速發展起來了。
第一，改革解放了中國人所具有的企業家的創業能力。在過去改革開放以前，在中國，民間創業是被禁止的，哪怕一塊自留地、家庭副業都叫做“資本主義的尾巴”，長途販運也被稱為刑事犯罪。改革開放解放了中國人的創業精神和創業能力。
現在民間創業的企業，包括個體企業，有幾千萬家，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力量，這是我們這30多年來迅速發展起來的一個基本動力。
第二，改革打破了過去的發展模式。我們過去發展模式的一個特點叫做“城鄉隔絕”，由政府主導進行強制性的投資來實現工業化，這樣的模式效率極低。改革以後打破了這個模式，使得一些很重要的基本資源能夠得到更有效地利用。
最明顯的是勞動力資源。過去因為城鄉隔絕，大量的具有很好素質的、很好紀律的、吃苦耐勞的勞動者，在農村處在低就業、半失業狀態。改革以後，大致上有1.5億到2億的農村勞動力轉到城市的非農産業就業，這樣從一個低效率的狀態變成了一個比較高的效率的狀態，就使得勞動力資源的利用效率大大地提高了。
另外就是大量的農用土地和荒地變成了城市用地，或者是工商業用地、住宅用地、辦公樓用地，土地的利用效率也大大提高了。
第三就是對外開放。對外開放對我們的經濟發展産生了兩方面的推動。一個方面是大家都明顯看得到的出口大量增加，這使我們整個市場需求大大地擴大了，一個國家在工業化時期，特別是工業化的早期階段和中期階段，常常産生一個問題：要大量地投資，於是投資率在GDP裏面佔的比重就越來越高，而消費率就相對地降低，這樣就造成了最終需求不足。對外開放打開了國際市場，中國成為這麼大的一個出口大國，而且有大量的外貿盈餘，所以出口的需求就補充了國內需求的不足，大範圍需求的提升成為支撐我們高速度增長的一個重要力量。另外一個方面就是對外開放使得我們的技術水準得到了迅速地提高。
總結剛才講到的這幾方面：改革一方面使得資源的投入增加了，投資項目增加了。這就是説要素的數量得到了增加，支撐了我們的快速發展。另外一方面要素使用結構的變化和對外開放，使得我們全要素生産率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所以我們在過去30年，不但是投資增加使得我們的增長有很高的速度，而且我們的效率提高，即經濟學講到的“索洛余量”，也就是全要素生産率比起過去來説有很大的提高。再加上在趕超型經濟的前提下，政府動員資源的能力和協調的能力，也助推了我們的經濟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