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教授王建鉚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教授王建鉚: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低速增長不可持續
數據顯示,去年北京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32903元,佔每人平均GDP約40%。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教授王建鉚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慢於人均GDP的增長,這絕對是不可持續的。
應進一步減免中小企業稅收
新京報:為什麼北京和上海的每人平均GDP會率先達到“富裕國家水準”?
王建鉚:這其中有歷史因素。上述地區原先就有經濟文化比較發達的基礎,比如上海以前是老工業基地,此外還有長江出海口的地理位置優勢,隨著産業不斷升級,每人平均GDP就自然上去了。當然還有政治因素,比如北京是全國政治中心,中央政府機關和很多公司總部、名牌大學都設在北京,所以每人平均GDP領先於其他地區是很自然的。
此外,也有“水漲船高”的因素。2010年,中國經濟整體上已經進入“上中等收入經濟體”的行列,去年中國經濟整體實際增長比較快,通脹水準比較高,人民幣升值也比較快。此外,12276美元的高收入經濟體“及格線”是世界銀行2010年的標準,2011年的標準還沒有出臺,可能會在2010年的基礎上再向上調整約100美元。但即使如此,北京和上海的每人平均GDP還是肯定在2011年進入了高收入經濟體的行列。
新京報:中小企業的稅收體系是否還有改革空間?
王建鉚:小企業創造就業能力最強,佔用各種資源卻最少,因而它們是最有效率的企業。國家應該進一步減免它們的稅收,同時要求這些小企業為員工繳納社保,實現社保全覆蓋。這樣全社會才會有足夠的“安全感”,而“安全感”是“幸福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中國正接近“劉易斯拐點”
新京報:我國每人平均GDP和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是否同步?
王建鉚:從長期來看,應該大體上同步。但中國的實際情況是,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多年來一直慢於人均GDP的增長。這絕對是不可持續的。這和我們國家的發展戰略和發展方式有關,因為以前的五年計劃中都明確設定目標: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每人平均純收入的增速慢於人均GDP的增速。“十二五”規劃中第一次提出了“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每人平均純收入分別年均增長7%以上”這一快於每人平均GDP增長的目標,但是要達到這個目標並不容易。
新京報:你認為何時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才會快於每人平均GDP的增長?
王建鉚:中國正在接近“劉易斯拐點”,今後必然要出現一段時間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快於每人平均GDP的增長,只有這樣,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和每人平均GDP的比率才能提高到一個合理的水準。
同時,中國還需要提高社會保障水準。這就要求高效率的投資和高效率的政府。
如果投資效率低,固定資産對GDP的比例會提高,固定資産折舊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會相應提高,營業盈餘中投資的比重也會提高,這樣就不可能提高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和提高社會保障水準。如果政府效率低,生産稅凈額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比重會提高,營業盈餘中政府稅收的比重也會提高,這樣也就不可能提高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和提高社會保障水準。
韓國的經驗表明,如果在“劉易斯拐點”前後一段時間進行大量低效率投資的話,每人平均GDP的增長明顯快於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會引爆“粗放發展危機”,導致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相對值甚至絕對值的下降。因此,轉變發展方式是我國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快於每人平均GDP增長的先決條件。(記者 沈瑋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