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物價總水準的基本穩定是今年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圍繞這一任務，國家已實施了一系列調控政策，尤以貨幣政策的成效最為顯著。在各項調控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某些通脹成因已被有效控制，物價運作出現了一些有利信號，防控通脹的基礎也在不斷增強。同時，我們也要看到，當前經濟運作中的一些風險正在顯現，PMI連續數月下行，經濟增速有所放緩，金融市場也釋放出一些不利信號。面對這一複雜背景，如何提高盯住CPI治理通脹的科學性，怎樣避免片面依賴單一政策，值得我們重新審視和認真思考。
CPI不能完全反映通脹水準
通脹的本質是指居民生活成本的增加。在我國，衡量通脹水準最重要的指標是CPI，這一指標測度和衡量的科學性對於通脹治理意義重大。如果CPI指標存在一定誤導性，即高估或者低估實際通脹水準，將干擾宏觀經濟調控的正確方向，扭曲經濟發展的正常路徑。
一是CPI作為生活指數指標不能完全反映通脹水準。在實際測度中，往往以CPI作為生活指數(CLI)的估計，但這會存在一定偏差。1996年，美國博斯金報告指出，由於替代性偏差、品質變化偏差、新産品偏差和零售方式替代偏差的存在，1996年CPI對美國的通貨膨脹高估1.1個百分點，1996年之前CPI對美國的通貨膨脹高估1.3個百分點。
二是用CPI衡量居民生活成本的變化有高估可能。原因主要有四方面：第一，不同消費品之間具有替代性，當某種商品價格提高時，消費者會減少此種商品的消費，轉向其他替代品，但現行CPI統計未考慮消費者的選擇性消費行為；第二，由於居民消費支出項目在不斷發生變化，且有些項目比重在不斷提高，但在CPI現行統計中並未體現這一變化，即可能把相對價格水準的變動混同於一般價格水準的變動；第三，未考慮近期興起的諸如網路消費、團體購物等消費行為，對傳統有形消費場所的替代作用；第四，消費者食品支出最為頻繁，感受最為密切，根據行為經濟學中的“損失厭噁心理”來分析判斷，消費者對物價上漲的主觀感受可能會被強化。
治理通脹需政策配合
通脹治理需要各類政策的相機抉擇和有效配合，如果某一類政策承載過重則會大大限制治理通脹的預期效果。在本輪通脹治理中，貨幣政策效應已充分體現並將繼續發揮積極作用。在連續緊縮的作用下，推動通脹上行的貨幣因素已經得到有效控制。但面對依然存在的通脹壓力，貨幣政策可能會承載過重，政策實施的成本不斷提高而邊際效應可能減弱。
一是當前貨幣政策作用空間已明顯收窄。今年以來，我國已先後六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和三次上調基準利率。經歷連續操作後，當前貨幣政策的空間已明顯收窄。從存款準備金率來看，目前大中型金融機構已處高位，銀行流動性壓力明顯加大。從利率來看，五年期以上貸款基準利率已創近10年來新高，企業資金成本明顯上升，還本付息和持續經營壓力驟增。
二是國內金融市場的低參與度降低了貨幣政策效果發揮。貨幣政策的效果體現，需要暢通的傳導渠道和廣泛的影響面。在美國等發達國家，由於金融市場發達、參與程度非常高，各類主體通過金融市場緊密相連，貨幣政策的微小調整可以通過金融市場快速傳導至各類主體，進而促其調整自身行為和未來預期。但就我國而言，金融市場尤其是資本市場成熟度不夠、廣度和深度不足、市場化程度尚待改善，由此導致微觀主體參與程度非常有限。雖然近幾年我國金融市場已實現巨大發展，但與貨幣政策效果良好傳導所要求的成熟度和參與度相比，仍需進一步提高。至少在當前狀況下，貨幣政策傳導功能仍受到一定制約。
三是側重總量調節的貨幣政策難以解決結構性和區域性矛盾。要破解當前通脹壓力高居不下的難題，應根據不同成因，對症下藥，否則難以實現預期效果。當前來看，通脹上行的結構性矛盾更為顯著。這就需要利用結構調整、利益分配和政策引導等結構型調控政策來解決，貨幣政策作為總量調控政策其效果並不明顯。而且，由於貨幣政策總量型的特徵，繼續緊縮也有可能會加劇通脹壓力。
四是貨幣政策越過臨界點後通脹治理成本將顯著上升。當前已經處於臨界點的貨幣政策，如果繼續加碼則對微觀主體乃至實體經濟的負面影響將會明顯加大。一方面，可能會使得強勢企業加速成本轉嫁，極大壓縮弱勢地位企業的生存空間。另一方面，如果資金成本超過企業主營業務利潤，則會使得企業對資金的敏感程度發生嬗變，由資金成本不敏感企業變為敏感性企業。當前來看，這一苗頭正在出現。此外，這也會使有限的市場資金向大中型企業轉移，同時促使原先借助金融市場融資的部分中型企業轉向民間借貸等市場，造成中小企業融資環境被進一步擠壓。
當前宏觀調控的可行選擇
8月9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要提高政策的針對性、靈活性、前瞻性，努力把物價漲幅降下來，繼續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這是我們做好下一階段調控工作的指導方針。為進一步提高通脹治理效果，當前宏觀調控應以新的思維和視角，審時度勢、適時調整。
一是重視金融市場信號，但要避免監管政策調控化傾向。金融市場當前出現的諸如資金價格大幅波動、債券發行利率不斷提升等不利信號，經過一段期間傳導可能對實體經濟造成衝擊，相關風險不容忽視。為了穩定市場情緒和防止金融市場異常波動，當前須謹防監管政策的調控化。監管和調控的最大區別在於前者是設定完善的制度框架，規範各類主體行為，使其按照政策設計自主行事；後者是根據形勢發展變化所需相機抉擇，將偏離既定軌道的態勢重新拉回既定軌道，也即監管注重穩定，調控注重適時。如果監管政策頻繁調整，偏離了其為市場主體創造良好環境的本意，則會使市場主體行為受到侵擾，金融市場的信號作用減弱，不能發揮其應有的預警功能，甚至可能會損害市場運作，加劇市場風險。
二是適度提高通脹容忍度，避免過緊政策傷及宏觀經濟。在用CPI衡量通脹水準可能出現高估的背景下，政策出臺的力度過緊可能會誤傷宏觀經濟的整體健康。歷史考察來看，日本、韓國和我國臺灣在經歷劉易斯拐點後，其價格水準會在數年內維持較高水準，但經濟發展仍會穩健。因此，我們需要正視未來價格運作中樞或將抬升的一般趨勢，適度提高價格水準上升的容忍度。如果價格水準總體抬升，而相應的社會保障和收入再分配措施能夠跟上，則其對居民生活的影響是可以抵消和承受的。
三是充分認識當前通脹的複雜性，注重不同政策協同配合。當前的通脹具有非常複雜的國際背景，在貨幣政策作用空間收窄、政策效果弱化的背景下，財政政策應適時從幕後走向前臺，主動配合貨幣政策共同抑制通貨膨脹。通過積極扶持農業生産、助力産業結構調整和推動第三産業發展，穩定農産品、生産資料和服務品價格，減輕成本推動型通脹壓力。通過稅收政策調整、擴大補貼範圍和提高轉移支付等，還利於企，還利於民，提高全社會通脹容忍度。通過財政扶持，積極推動外貿平衡，弱化人民幣的被動投放效應，消除其對貨幣政策效果的不利影響。
四是避免突發事件影響被放大，政策需預留一定空間。今年以來，我國宏觀經濟經歷了諸如日本地震、歐債危機和新近美債上限提高及評級下調等一系列突發事件。這些衝擊既加劇了經濟運作的波動，也造成了政策調控的難度。特別是在當前穩增長與防通脹關係更加微妙的關鍵時期，突發事件衝擊可能是造成二者“天平”失衡的最大不確定性，更要力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此，為應對突發事件的不利衝擊和可能産生的放大效應，相關調控政策應保留一定彈性，以便能相機抉擇和靈活應對，及時熨平短期經濟波動，維護經濟正常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