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銘：袁志剛教授，您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回國以後，就一直努力將現代經濟學分析方法引入中國勞動經濟學研究，您對剛才李老師的分析有何評價？
袁志剛：聽了李實老師的分析，我個人也深有感觸。中國要想真正實現收入差距縮小，恐怕還是得堅持一個基本理念：所有的勞動生産率提高，才是最根本的國民“收入倍增”之道。具體來説，就是我們要進一步加快生産要素的市場化流動速度，促進就業增長。
從長遠來看，我們還必須思考，如何能夠真正讓農民獲得實惠？除了短期的稅收減免和種糧補貼，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惠農政策的目的肯定不在於把農民留在土地上，它首先當然是保障農民的福利，其次也應該促進勞動力的充分流動。
對於一個完整的勞動力而言，他的人力資本，包括他可以享受到的公共産品，尤其是教育。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講，我們下一步的惠農政策和收入分配改革，應當包括解決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包括思考農村青壯年的培育問題。在這些方面不管投入多少都是值得的，也有利於我國勞動力人群整體素質的提高。中國最大的稟賦就是勞動力。只有我國的勞動生産率普遍提高了，才有國民收入、國民福祉從整體上實現增長的可能。
當下，一方面，亟需打破勞動力市場進入壁壘和産品市場行業壟斷；另一方面，減少地區間的勞動力流動障礙，為農民盤活手中的土地創造可能，提高農村勞動者普遍受教育水準，這些都是政府縮小城鎮收入差距過程中重要的政策著力點。其中，破除勞動力市場的壁壘，讓生産要素自由流動，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顯然是應該擺在第一位的。因為，只有在此基礎上，才談得上政府對收入分配的公平和效率的維護。
陸銘：兩位今天的發言，為我們揭示了一個重要的命題。那就是，“收入倍增”從表像來看，當然是國民收入的切實提高，但究其本質，是一個國家如何持續提升其國民福祉的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收入差距本身並不可怕，關鍵是收入差距的成因是否公平。或者説，我們能否建立起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讓我們的國民收入保持一定的流動性，讓收入差距的負面影響盡可能降低。簡單來説，就是讓窮人有變成富人的機會。
綜觀世界一些發達國家，他們的收入差距也很大，社會有不穩定的方面，但總體還是和諧的。就因為，這些社會一直維持著較高的收入流動性。所以，對於下一步的我國而言，一個問題十分值得思考：怎樣才能促進勞動力市場的充分競爭，從而讓社會中的大部分人都可以擁有獲取更高收入的機會和渠道；怎樣才能促使每一個社會個體都以提高自身的能力與素養為榮，願意為這個社會的融合和進步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本報記者 柳森 根據現場實錄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