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國每人平均GDP初步估計將達到每人平均4000美元。按照世行標準，居民中低與中高收入的分界線大約為3700美元。王一鳴認為，近期不但是生産方式轉變的重要時期，也將成為中國推動“富民”進程中重要的時間結點，其中蘊含著民營經濟的巨大商機。
但是，在後金融危機形勢下，民營經濟發展仍面臨一些重大課題，如低成本比較優勢開始減弱，資源利用效率低下等。“國際市場空間，在較長時期內難以恢復到金融危機前的水準，如果民企不提高自身競爭能力，不但難以生存，還會直接影響‘富民’目標的實現。”在王一鳴看來，我國改革開放經過了數輪上升期，外需在其中有一半的貢獻。而今年外需也許是零貢獻，這也意味著經濟發展可能缺失一半的動力。
在此背景下，增強民企技術創新能力，實現“創新驅動”戰略，成為迫在眉睫之事。他提出，下一步民企要通過技術轉移，來帶動企業創新能力的提升，並通過多種方式，參與或者合作研發，來分享關鍵技術，此外，還要培育新的人口紅利。
“原來我國人口紅利，是依靠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的提高來創造的，現在則要提升高素質勞動力比重。”王一鳴舉例説，目前我國每年畢業630萬大學生，比芬蘭、挪威等囯總人口還多，如果這630萬人都是高素質，有創造力的，就會對中國經濟發展産生十分深遠的影響。
促進農民工市民化，是民企穩定發展，造“富”於民的關鍵步驟。王一鳴建議，國家和地方在城市建設方面，都應以增強城鎮綜合承載能力為重點，通過戶籍制度改革、保障性住房建設，為農民工等就業群體營造穩定的居住環境。而這個過程本身，也能為民營經濟創造商機。“新36條”鼓勵民營企業進入市政公用事業和保障住房，像社區服務業、小城鎮建設，城際軌道交通客運專線等，都是民營企業的投資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