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來已久的擴張 躁動不安的資本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人民創造了巨大的財富，積累了豐富的民間資本。據朱新風與周德文等人調查，浙江省的民間資本高達8000億元到1萬億元。而資本逐利而流的本性，加上浙江人極強的投資意識，這些民間資本的擴張一直引人注目。
“以溫州人為例，手中就有超過6000億元的民間資本。”周德文説，“自本世紀初以來，溫州人在全國各地的投資格外引人注目。”2001年，溫州人組團進入上海、杭州購房，當年溫州人就在房地産市場上投入2000億元，其中在上海、北京兩地投入1000多億元。
2002年，全國能源緊缺，煤炭價格飛漲，溫州民間資本流向山西，收購了山西省半數的煤礦；同一年，棉花減産，棉價上升，溫州30億元民間資本進入新疆收購棉花；2006年，商品期貨牛市，溫州許多民資投向有色金屬礦産；2007年，石油價格上漲，50億元溫州民資進入西部收購油井。現在，海南三亞又有項目吸引大量的浙商資本，在當地註冊資本達百億元。
曾有一段時間，溫商資本“集體返鄉”的情況特別明顯。有數據顯示，從2009年開始，溫州市新增活期存款大幅增加，定期存款逐月減少。周德文分析認為，這是受世界金融危機和宏觀調控影響，溫州人在外投資遇到挫折，尚未尋找到新的出路，因此資金暫時回流到溫州。
“這些資本還隨時準備到外面投資，因此不少存款都是活期。我們組織許多商人到國內外市場考察20多次，其中包括考察美國房地産市場與迪拜，尋找商機。溫州的商人不希望把錢放在銀行，他們認為在銀行存款是不划算的，一旦找到新的投資渠道，銀行存款就會大量減少。”周德文説。
許多代表委員認為，浙江民間資本在全國各地乃至全球投資活躍，被人們用一個“炒”字來形容，如炒房、炒煤、炒棉、炒礦、炒石油等等。這種集中時間對某一行業、某一地區的擴張性流動，雖然是市場選擇的結果，但確實存在著極大的盲目性，風險難以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