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0月9日電 臺灣《中國時報》9日刊出淡江大學學者陳建甫的文章説，當大陸透過制度化手段，增強機關公務員的基層實踐經驗，為農村和基層有計劃地招募、培育地方年輕村官時，臺灣又做了些什麼？八八水災凸顯臺灣基層社會資本匱乏與自治能力不足，期待當局也能夠透過制度化，增強機關公務員的基層實踐經驗，為農村和基層有計劃地招募、培育更多屬於臺灣的“新村官”，而非“三門幹部”或只會考高考的官員，返鄉為民眾服務。
文章摘編如下：
當舉世關注新中國六十週年國慶閱兵，討論中國是否和平崛起之際，大陸媒體以專欄揭露方式，報道在閱兵預備役方隊中，幾位年輕“村官”的故事，並彰顯這幾年鼓勵高校畢業生投入農村建設的成果。
在大陸，“村官”並不是真正的官，通常是指在村民或居民自治組織推選出來的管理者。根據大陸民政部2009年第二季度最新統計顯示，大陸有60萬個村委會和8.4萬個居民自治委員會。絕大多數村委會和居委會主任都沒有公務員身份，當他們換屆或任期滿後，就跟農民或普通老百姓沒有差別。
為了解決農村問題，以及徹底解決農村幹部人才弱化的問題，在“服務新農村建設規劃”裏，除了支薪來積極鼓勵高校畢業生投入農村工作外，更積極從制度面，來給基層幹部一個向上發展的管道、一個安心工作的環境，希望把農村的“根”——地方精英給留下。
到農村當村官，對一胎化社會裏能進入高校就讀的天之驕子而言，似乎是一件“荒唐”的事。但是，在面對如今國際金融危機與就業環境下，有8019名大學生報名競爭蘇州市220名村官，場面絲毫不亞於公務員報名。在國際金融風暴下，蘇州村黨總支書記年薪十五萬，其他村官平均工資為八、九萬，村會計的年收入也在十萬以上，即使被視為艱苦鍛鍊崗位的村官，蘇北地區村官的年薪也還有五、六萬元。
不像所謂“三門幹部”(出了家門進校門，出了校門再進機關門)，村官除了須具備理論背景與文化素質外，更希望能夠培養出臺上能演講，臺下能談心；能出國招商引資，也善走街、串戶、排解民怨、爭取民心的能力。相較于傳統農村的村官體制，這批新村官無疑為大陸農村政治投下一顆震撼彈。
從越來越多的省份或地方徵選村官、越來越熱絡的大陸村官論壇，年輕的村官正在以一股熱情、理想與具體的行動在改變傳統的農村政治。不管是農業技術、公共衛生、肥料、土地、稅負等中央政策宣導時，或者只是簡單的串門子、排解糾紛、建立與地方的人際關係，這一批新村官正逐漸在由下到上，透過地方選舉，緩慢推動中國地方的民主進程。
當大陸政府透過制度化手段，增強機關公務員的基層實踐經驗，為農村和基層有計劃地招募、培育地方年輕村官時，臺灣又做了些什麼？
在八八水災後，看到年輕人的熱情與行動力，紛紛投入災區救援的工作外，我們發現“地方”政府(特別是鄉鎮政府)與地方精英，根本沒有能力應付突發事件，也無法承擔隨後的災後重建任務。災後重建工作再度凸顯地方社會資本匱乏與自治能力的不足。在資源長期被地方派系把持下，在外的年輕精英不願意回鄉，即使回鄉服務，也苦無機會出頭的惡性迴圈下，讓鄉村治理幾乎淪為政黨政治下的犧牲者。
在臺灣新“直轄”市成立後，鄉鎮政府將漸轉型為官派“地方”首長政府。地方派系掌握政治資源的力道勢必將逐漸降低。筆者熱切期待臺灣“政府”也能夠透過制度化，增強機關公務員的基層實踐經驗，為農村和基層有計劃地招募、培育更多屬於臺灣的“新村官”，而非“三門幹部”或只會考高考的官員，返鄉為民眾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