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周小川

　　2013年3月，周小川即將卸任中國央行行長之職。

　　他收穫了諸多讚譽。作為建國以來任期最長的央行行長，周小川任職的十年，是中國過去30年中通脹水準最低也最穩定的時期。從北美、亞洲到歐洲，多位官員和業界人士稱讚他是一位世界級央行行長。

　　然而謗亦隨之。他在任央行期間，央行資産負債表快速擴張，央行資産超過美聯儲成為“全球第一大行”，他因此背負了“貨幣超發”的指責。

　　他將帶著利率市場化和匯率改革尚未完成的遺憾卸任，也許遺憾還有更多。生平抱負是否盡展，他人無從知曉。

　　“周小川是中國經濟界一位傑出的思想者，他深邃的目光永遠投向中國經濟的邏輯深處。”有學者評價道。

　　“最難搞懂”的行長

　　身為央行行長，周小川常被國內媒體冠以“中國的格林斯潘”之稱。周小川説話愛繞彎子，也被市場和媒體認為是這位央行行長和格林斯潘的相似之處——鋻於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運作影響巨大，這也體現出周小川的謹慎作風和精深學識。

　　他的每次公開演講都備受關注。市場竭力挖掘、揣測他一字一句間可能蘊含的資訊，力求追得上他的思維。2012年兩會期間，在央行舉辦的新聞發佈會上，面對“人民幣升值是否已經結束”這一問題，周小川回答了兩段話。他總結説：“我想這個事主要取決於市場供求關係，不會那麼簡單。”

　　這一表態卻讓國際兩大頂尖財經報紙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猜測。發佈會翌日，英國金融時報刊發題為《中國暗示人民幣可能停止上漲》的文章。而《華爾街日報》的標題則是《北京暗示人民幣的上漲還未結束》。

　　有記者評價，央行新聞發佈會上，周小川的表現“像一位老師面對期末考試前來套題的學生，既嚴肅又狡猾。”

　　更多時候，“學生們”沒有“套題”的機會。在兩會新聞發佈會這樣的“規定動作”之外，他在公開場合極少主動提及貨幣政策。2008年12月，周小川在一個公開論壇上作了題為《擴大內需、升級換代、關注氣候、支援減排》的演講，闡述金融市場在碳配額定價中的作用。當他從全球變暖侃侃講到二氧化碳捕獲技術時，臺下眾人已經完全“石化”，習慣翻譯金融領域的同聲傳譯也磕磕巴巴，不知所云。

　　2010年3月4日下午，周小川在兩會政協經濟組駐地被記者圍追堵截。他微笑著比了一個“六”的手勢，意思是6日發佈會上再回答問題。但幾分鐘後，網上就傳出“周小川暗示6月加息”的消息，甚至股市在尾盤時也向下跳了一跳。這場鬧劇令人啼笑皆非。

　　但這些或許都不是讓周小川最無奈的事情。由於中國貨幣政策對國際經濟和金融市場的影響力，周小川在國際場合也是國際媒體關注的焦點，有時媒體甚至官方發佈的新聞令人始料未及。

　　2012年11月，就在“釣魚島”事件成為各方關注焦點時，在墨西哥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間隙，周小川與日本財務大臣城島光力相遇。一轉身城島光力就向日本媒體高調宣佈“與周小川在會議期間相遇並有談話”，並宣稱“能打一下招呼本身就有一定的含義”。城島光力還進一步推斷説，雙方將“在可能合作的領域展開闔作”。

　　周小川的“難搞懂”更多時候可能源於他的學識精深。

　　他年輕時在黑龍江852農場插隊，這是一座緊鄰俄羅斯的農場，他的師傅姓楊，是山東濱州人。楊師傅説他印象最深的是，周小川非常好學，經常捧著書苦讀。後來他先後就讀于北京化工學院、機械研究院和清華大學，直至博士畢業。鮮為人知的是，2006年在852農場成立50週年之際，周小川以個人名義捐了一筆錢，回報這片自己曾灑下青春汗水的黑土地。

　　周小川英文流利。他平時閱讀的基本都是英文文獻材料，在車上、在機場、在無聊的會議上，隨時會掏出一篇英文論文來研讀。據説周小川擔任證監會主席期間，一些文件的批示中常常出現英文。那時證監會官員一有空就苦練英文，學習氣氛空前高漲。

　　周小川到央行之後，有一次正開著會，一位司長就匆匆跑出來。原來是周小川佈置工作時用了一個頗專業的英文名詞，這位司長不明白單詞意思完全接不上話，又不好意思問，趕快跑出來找助手翻詞典。

　　在一些會議上，外國官員或嘉賓用英文提問甚至“刁難”，他也能用英文從容“回敬”。2010年博鰲論壇上，主持人格林伍德突然拋出一個政治涵義很濃的問題，質問周小川“中國不太願意擔當全球領導的責任”，隨即還有意轉過頭去問印度央行行長“印度是不是更願意在海外事務中發揮效應”。周小川用英文引用了鄧小平“韜光養晦”的觀點，四兩撥千斤地回應了咄咄逼人的提問，表達了中國堅持和尊重由多國共同發揮重要作用的國際秩序。周小川的“高深莫測”再次派上用場。

　　“最時髦”的周主席

　　周小川在證監會的經歷頗有冰火兩重天的感覺。

　　周小川對中國資本市場發展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證券市場至少有三件大事要追溯到周小川。一是QFII。二是股權分置改革。三是證監會放權。

　　2000年初，周小川擔任證監會主席。甫一到任，就提出眾多改革思路。對於之前相對封閉的資本市場來説，這些前沿的思路很有挑戰性，但也引起了“書生意氣”的質疑。

　　十幾年前，國家部委大批引入海歸還比較少。但當時的證監會隨便掰掰手指頭就能數出高西慶、史美倫、汪建熙等一大批有海歸背景的官員。

　　在他任內，中國資本市場對外開放跨出一大步。證監會開始密集研究國際證券市場的經驗，華爾街、芝加哥期交所頻頻看到中國證監系統人員的面孔。證券市場引進國際會計準則也是從那時開始。2003年，QFII正式進駐中國股市。鮮有人知，在此之前，整個團隊已作了大量鋪墊。

　　也是在其任內，國有股減持的思路第一次開始付諸實踐，儘管由於環境條件不成熟被擱置，但為之後轟轟烈烈的股權分置改革打下了基礎。

　　周小川有一句名言：“證監會應該當好裁判員，不偏向、不下場”。他努力促使證券市場回歸市場化本義，整肅市場秩序。在他任內，證監會出臺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變“審批制”為“核準制”、出臺“退市令”、對操縱股價的違規行為進行嚴厲處罰。

　　在2002年12月5日的一個論壇上，即將離任證監會主席的周小川做了題為《中國資本市場的組織結構》的演講，系統地闡述了他一貫的市場化的觀點。他説：“市場機制能夠調節的，就讓市場去調節，解除管制也就成為必然的趨勢。證監會取消了32項行政審批事項，就是解除管制的重要體現。”“我們將會給市場機構和自律性組織更多的空間，讓他們發展和創新。”這是他對主政證監會思路的一次總結。

　　證監會主席向來是坐在“火山口”上。儘管他的努力奠定了中國資本市場的幾塊基石，但也因為B股開放套牢內地投資者、國有股減持激起流通股東反對這兩次“滑鐵盧”，引來“改革脫離證券市場發展現狀和承受能力”、“股市殺手”等批評和質疑。

　　也有人説，作為證監會主席，周小川的“運氣”不太好。趕上股指衝高下行，市場趨冷。還有一個遺憾是，早在他任內，深交所已經開始籌備創業板，從2000年8月到12月忙活了5個月，卻因種種原因未成行。創業板就此擱置近十年。

　　儘管如此，美國《商業週刊》在2001年卻將他評為“決策者之星”，理由是“他使得中國的證券市場越來越像美國的華爾街而非賭城拉斯韋加斯。”

　　“最靈活”的行長

　　作為一個思想者，周小川市場化理念最淋漓盡致的發揮還是在央行任期內。英國《金融時報》評價他是“中國最有能力的技術官僚”。
　
　　周小川剛出任央行行長時，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試點即正式啟動，周小川擔任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此後十年時間，國有大行走出了“技術性破産”的困局，中國金融體系得以重生。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也成為周小川行長生涯中濃墨重彩的華章。

　　2004年1月，注資國有商業銀行方案水落石出。令業內人士大吃一驚的是，注資動用了國家外匯儲備，而不是此前傳聞的所謂財政部發債1300億元直接注資。用外匯儲備註資在當時不乏質疑聲。

　　“財政沒錢，或者是財政不願掏錢注資，注資是國有銀行改革中最難啃的一塊骨頭。但周小川繞過了財政這環，用外匯儲備註資。這點體現了他的靈活。他是一個很現實的人。”有市場人士評價道。

　　2005年7月，央行“出其不意”宣佈開啟匯改，並一次性升值2%，人民幣匯率從此“浮”起來。當時也不乏反對之聲，甚至有專家當面對他提出批評。尤其是外部對中國施加升值壓力，在一定程度上其實起到了反作用。

　　2010年9月，奧巴馬前顧問薩默斯跟周小川在北京打了一場網球雙打賽。據傳，他們開玩笑地打賭，説中美之間的匯率將由勝者決定。結果薩默斯輸了。

　　2012年11月，即將卸任央行行長的周小川曾總結匯改，無疑，他對匯改成果總體是滿意的。

　　但是，作為中國的貨幣政策制定者，更多時候是無奈。最近十年是貨幣政策工具運用最“靈活”的時期，可這並非有意為之。

　　2008年以後，為應對金融危機，“出手要快，出拳要重”，中國的信貸和投資都進入高速擴張期，地方政府的債務杠桿快速上升。面對高通脹，又無法貿然加息，央行的貨幣政策被擠到一個非常狹小的空間，一而再再而三地將存款準備金率上調至21.5%——一個令人不可思議的高度。“靈活運用貨幣政策工具，要體會靈活二字，央行其實早就説了，存準率沒有天花板。”市場人士解讀説。

　　2010年11月，周小川在北京大學一次演講中，拋出了“池子關熱錢”的提法。他説：“短期投機資金進來了，我希望把它放在一個池子裏，而不是放到整個中國的經濟中去。等它需撤退時，將其從池子裏放出，讓它走。這樣能在宏觀上減少資本流動對中國經濟造成的衝擊。”

　　説起來，“池子説”的面世頗為掙扎：當時會議主辦方北京大學嚴禁記者報道，但周小川演講結束後，在場幾位記者商議認為這一提法意義重大，在北大教室過道上一起“拍板”決定令其見諸報端。

　　直到2011年，大家終於明白周行長心中的池子就是存款準備金。

　　早在2004年，周小川便提出“金融生態”的概念，其核心是拋出疑問——到底是誰在累積中國的系統性金融風險。今天人們終於可以領會他八年前提出這一概念時，其內心所蘊含的深深的憂慮。

　　2010年以來，周小川在多個場合不斷釋放資訊，要為地方公共投資的融資機制“開前門而關後門”。其實是希望為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找一個對衝安排，不能全壓在國有銀行的身上，否則，在軟預算約束的框架下，最終可能全部由中央銀行“埋單”。

　　“對他的話，聽者當時往往很難領會其意思，但一段時間後，可能會恍然大悟其深意。”央行有關人士如是説。

　　“最難追”的行長

　　周小川大概是中國內地部長中被媒體圍追堵截最多的一位，無論何時何地現身都尾隨著龐大的記者隊伍。由於長年週旋于記者包圍圈，再加上自身身高腿長，慣於打網球和羽毛球，周小川的身手十分敏捷，跑動迅速，被記者們公認為“最難追的部長”。

　　2009年兩會上，周小川的滿頭銀發成為媒體們關注的焦點。一名臺灣女記者很關切地問，是否因為應對金融危機工作太辛苦，以致頭髮都灰白了。周小川回答説，在應對金融危機過程中，每天得到的資訊較此前增加幾倍，而且很難用過去經驗、分析框架來對待今次問題，挑戰很大，“因此，可以説央行的工作還是蠻操勞的”。

　　香港《文匯報》刊出了題為“行長解困忙操勞添白髮”的文章。香港《經濟日報》的標題是“行長黑髮變白成壓力指標”。在“政策制定者缺乏前瞻性，對次貸危機認識不足”的質疑聲中，周小川確實飽受壓力。

　　周小川雖然和藹，但面對媒體提問是有“門檻”的。有時候他會反問媒體：“這個問題……你再想想？”意思是記者提的問題不夠專業，等記者琢磨他的話時，周小川已大步流星地快速擺脫包圍圈。有一次記者追著他問存款準備金率和利率是否會調整，他笑著説：“你知道這個問題我不能回答的。”

　　當然也有例外。2012年兩會，周小川如往常一樣被記者追著，記者們拋出一大堆市場關心的問題，他都大步前行避而不答。但當中國證券報記者問道“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是否應進一步加大”時，他停下腳步説：“這個問題可以回答一下。”

　　會後不久，央行便宣佈擴大人民幣兌美元日波幅至百分之一。

　　他的精力充沛驚人，行程總是滿滿的。例如，他經常在十幾個小時的長途飛行後抵達國外某城市參加數小時的國際會議，隨後不停歇地再飛十幾小時趕回北京。落地在北京的清晨，周小川會隨即趕往辦公室開始辦公，往往迎接他的是一場會議、一次外事活動或者還有一個演講。

　　2012年末一個普通的週末，周小川出席了三個論壇併發表了三場公開演講。其中一場演講的題目是《新世紀[9.38 0.21% 資金 研報](9.42,0.06,0.64%)中國貨幣政策的十個特點》。他指出，由於中國處於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中國通脹過熱的衝動始終多於通縮。”

　　利率市場化改革尚未完成，或許是他的一大遺憾。對於利率決策的自由度從始至終都困擾著央行。在2012年博鰲亞洲論壇上，周小川在回答“如何看待應該下調貸款利率的建議”時坦言，“我對這一塊的評價不一定合適。首先我表示一條，我們鼓勵各種研究機構、經濟學家都參與政策討論，提出各種評價，提出各種建議，這對貨幣政策的形成有好處，對改革開放也有好處。”

　　儘管媒體認為他“很難追”，但身邊的人評價他“心胸開闊，境界很高”，比起很多“難伺候”的官員，周小川對很多小事並不計較。有一次在國外開會，會後周小川與外國官員交談幾句，出來時接送的車已經走了，隨行人員很緊張，他卻説沒事，乘其他車返回駐地。

　　央行某官員開了一個實名微博，粉絲很多。有一次周小川對他説，“聽説你的粉絲有好幾萬。”這位官員很忐忑，擔心被批評不務正業，但周小川轉而和他討論其他問題了。

　　剛過65歲生日的周小川，其下一步的去向有眾多版本。愛好打網球的他，下一個“球”將揮向何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