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報稱“焦慮”漸成社會普遍心態

2011-08-04 08:00     來源:人民日報     編輯:王思羽

  中年職工奔波在單位和家庭之間,擔心抽不出時間接送孩子;青年白領穿行在擁擠的地鐵裏,發愁買不起房子;大學生害怕畢業後找不到滿意的工作,甘願接受“零工資”的試用;老人們念叨退休待遇不能兌現、看病難上加難;公務員抱怨錢包癟、壓力大;農民害怕化肥漲價,糧價偏低;私企老闆唯恐政策變動、眼下的生意不可為繼……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競爭加劇,焦慮不再是“弱勢群體”的專利,而漸成一種普遍心態。在許多人看來,身邊往往危機四伏,總有原因讓人感到不安。

  為何越來越多的人被焦慮所困擾?應該如何避免社會群體焦慮,讓人們獲得更多的安全感、感受到更多的幸福?

  從今天開始,本版推出系列報道“關注社會焦慮”,希望讀者朋友們與我們一起探討。

  ——編 者

  就業焦慮——

  ●在轉型期,社會結構劇烈變革,原先的“保護殼”被打碎了,新的“安全閥”又沒有完全建立起來,人們內心裏埋下了焦慮的“種子”

  7月底,當拿到那張薄薄的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接續證明,劉繼軍長吁一口氣。他懸著的心稍稍有些寬舒。

  上班、下崗、做生意、找工作……這一連串的變化,讓42歲的劉繼軍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蒼老很多。

  1990年,21歲的劉繼軍技校畢業後進入山東東南部某縣城機械廠,成為一名車床工。1998年,他已經是廠裏的生産班長。正當他對未來生活無限憧憬的時候,國企改革大潮席捲這座小城。縣機械廠併入了市機械廠,劉繼軍下崗了。

  10多年來,他的生活就像掉進了無底洞,心裏總是沒著落。

  劉繼軍説,剛離開工廠那會兒,仗著年輕氣盛,他學會了開車,家裏湊錢買了輛小客車,在鄉鎮和縣城間跑客運,雖然十分辛苦,但收入不少,還算踏實。可幾年後,一次意外導致車輛幾乎報廢,他受到很大打擊,再也沒有了開車信心。

  打那以後,他又和老鄉販賣過蔬菜、跑過銷售,生意總是賺少賠多。2007年,6歲的兒子上小學了,妻子又因病住院手術,家庭負擔更加沉重,劉繼軍的脾氣越來越暴躁。

  2010年,劉繼軍通過招聘,成了市政公司的一名維修工,並將中斷多年的養老保險續上了。表面看,日子暫時穩定了,可他還是覺得底氣不足:每月1400元的工資,只能勉強應付生活;將來,孩子要上高中、讀大學,單靠這些錢根本不夠。想想這些,心中茫然。

  事實上,受就業焦慮困擾的何止劉繼軍這一代人。

  在計劃經濟時期,城鎮職工個人總是生活在一定的“單位”中,單位發放工資,提供住房、醫療、養老等保障,賦予人們基本的“安全感”。在轉型期,社會結構劇烈變革,原先由單位提供的“保護殼”被打碎了,新的“安全閥”又沒有完全建立起來,人們內心裏埋下了焦慮的“種子”,面對就業壓力和失業風險,變得焦躁不安。

  從1998至2000年,國有企業共産生下崗職工2100多萬人,波及數千萬家庭,且主要集中在煤炭、紡織、機械、軍工等困難行業。其造成的影響一直延續到本世紀初,有些問題至今仍在消化。

  與此同時,1994年起,我國逐步改變大學畢業生分配製度,由國家統分向市場化就業轉變,提倡“自主擇業”、“靈活就業”。進入新世紀,各地大學繼續擴招,畢業生人數猛增,“就業難”從下崗職工向大學生群體迅速蔓延,就業焦慮從“4050”人群向“80後”、“90後”人群迅速擴散。

  市場經濟充滿了誘惑,也充滿了風險。目前,我國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體制正在完善,尚缺乏牢靠的“社會安全網”。比如,失業救助、醫療保險、社會養老等基本保障制度還未真正健全。在一定程度上講,“靈活就業”也是“高風險就業”的代名詞。一旦失去了“單位”的保護,人們難免出現無所適從的心理狀態,難免産生無法回避的焦慮。

  身份焦慮——

  ●在同一座城市中,因戶口不同造成用工壁壘、社保差異、待遇懸殊……事實上形成了新的人群“隔離”

  工作了5年,正準備結婚的王志強突然陷入了極大的焦慮:他和女友雖然都在廣州上班,卻都沒有廣州戶口!

  沒有戶口,就沒法在當地領結婚證;沒有戶口,就難以申請經適房、廉租房;沒有戶口,將來孩子上學更是難題……

  上大學、讀研究生、上班……王志強在這裡生活了12年。猛回頭,他才發現:這座繁華的城市,原本就和他無關!

  戶口一度是身份的直接標簽:沒有城鎮戶口,就沒有糧票、布票、油票,就無法在城市生活。改革開放30餘年,戶口已不再承載糧油功能,但是戶口的附加值依然存在;在北京等一些大城市,沒有戶口,生活並不輕鬆:

  住房——高房價下,很多地方出臺了住房保障措施,但是,外地戶口人員多被排除在外。而保障房與商品房的差別至少在數十萬、百萬元以上。再加上住房、汽車限購政策的出臺,如果沒有當地戶口,兜裏揣著錢,也難以買房、買車。

  教育——儘管不少城市對非戶籍人口子女義務教育政策有所鬆動,但是戶口仍承載著較大的教育功能。比如,在北京沒有戶口就難以享受優質教育資源。不用説小學、中學,單清華、北大等在京的招生指標就只能讓外地人羨慕。

  社保——按照規定,用人單位要為員工辦理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儘管養老保險關係異地轉接制度已經建立,但由於社保待遇存在地域差異,不同戶籍的社保待遇並沒有實現均等化。

  改革開放打破了舊的城鄉結構,人口快速向中心城市、經濟發達地區流動。表面看,原來的城鄉分割、戶籍分割不明顯了,然而,由於缺乏完整的體制保障,改變城鄉對立、戶籍限制的任務依然艱巨。在同一座城市中,因戶口不同造成用工壁壘、社保差異、待遇懸殊……由此帶來的“人群排斥”,已經給社會留下深創巨痛,並在事實上形成了新的人群“隔離”。

  應當承認,近年來,各地正採取措施,努力將公共服務覆蓋到更多外來人口包括農民工群體,可是,無論是藍印戶口,還是“綠卡”、居住證,都沒有實現真正的同城待遇;無論是“新東莞人”、“新深圳人”、“新蘇州人”,這些稱呼還是給不同人群貼上不同的標簽,人群“排斥”現象並未從根本上改變。

  生病了該去哪住院?孩子能不能正常入學?年老後能不能領到養老金……我國已有2億多農民工進入了城市,其中1億多人常年在城市生活,其人口規模幾乎相當於兩個法國的人口總和。今後,隨著城鎮化進程加快,還會有更多人口涌進城市,其二代子女以至三代、四代……都會長期在城市紮根。在一些大城市,像王志強這樣的非農籍外地人口也會越來越多,人口的跨城市、跨區域流動將更加頻繁。不從根本上解決外地人(包括農民工)的同城待遇問題,就無法根除他們心中的焦慮。

  財富焦慮——

  ●如果沒有“背景”,缺少資本,生“錯”地方,幹“錯”行業……即使不斷地努力,也無法實現個人的既定目標,心態怎麼會平和?

  錯過了北京東四環邊上一套住房,在北京某報社工作的李正平整整後悔了6年。

  當初,李正平已經交付訂金,可一時猶豫,最終還是放棄了。那時,這套房子尚不足80萬元,如今漲到380萬元。小李每月有七八千元的收入,在北京已屬中等。但就是這樣的收入水準,掙足300萬元,不吃不喝,也要30年。

  可是,同樣是1998年參加工作,就職于證券公司的同學劉力在父母幫助下,很快就在北京亞運村附近買了一套140平方米的三居室,2001年又在郊區給父母買了一套房。2005年,眼看著房價要漲,劉力又在單位附近買了一套120平方米的商品房。如今,雖然劉力背負著不少貸款,可三套房子只住一套,另兩套出租,用租金還貸綽綽有餘。而三套房子的市價已經超過了1100萬元。

  當然,李正平也有房子住。他趕上了單位最後一次分房,以較低的價格分到了一套60多平方米老舊的“房改房”。雖然李正平沒有貸款,可與劉力相比,單房子的財富差距,已近千萬元。

  娶妻、生子、請保姆……七八年來,李正平全家蝸居,生活十分跼踀,焦慮如影相隨。

  改革開放之初,人們秉承著勞動致富的信念,社會也給勤奮守法的人創造了致富機會。今天,財富積累的方式正在發生變化,從“勞動致富”向“財富致富”、“資本致富”轉變。其中,住房已經成為拉大財富差距的重要因素。

  浙江大學新近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經過10多年的住房市場化改革,住房已成為五成以上家庭最重要的財産組成。一些擁有較大住房或者多套住房的家庭,財富得到巨大增值,而住房較少或尚未購買自有住房的家庭,財富差距被持續拉大。這種差距根本無法通過工資收入增長得到彌補,由此在一些人群中産生了強烈的失衡感、“被拉下”感。

  更加令人警惕的是,由於轉型期社會財富分配機制尚不健全,財富分配向政府、壟斷行業、發達地區傾斜的趨勢未從根本上扭轉,人們的工資收入水準也在拉大。

  有分析測算,如今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超過3倍,行業收入差距超過10倍,地區之間的差距在2倍以上;基尼系數在2002年首次突破0.4的國際警戒線之後,目前臨近0.5的紅線。

  高房價、高物價、高生活成本……短短10餘年,人們的財富差距就由萬元級、幾十萬元級轉向千萬元級。在很多人看來,如果沒有“背景”,缺少資本,生“錯”地方,幹“錯”行業,抓不到機會……即使通過自我不斷地努力,也無法實現個人的既定目標。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的心態怎麼會平和? (文中採訪對象均用化名)本報記者 杜海濤

延伸閱讀

訂閱新聞】 

更多專家專欄

更多金融動態

更多金融詞典

    更多投資理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