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版量化寬鬆政策”率先閃亮出臺，“美國版量化寬鬆政策”——QE3可能即將出臺，全球金融市場可能再次面臨流動性“巨浪”來襲，其對中美及全球其他金融市場將産生深刻的影響。

　　北京時間9月6日晚間，歐洲央行宣佈，將基準利率(主要再融資操作利率)維持在0.75%不變。歐洲央行行長馬利奧德拉吉表示，歐洲央行理事會已作出決定，歐央行將啟動“直接的貨幣交易”計劃，同意無限制購買國債方案，以緩解受到債務問題困擾的歐元區國家借貸成本不斷攀升的壓力。“在確定貨幣政策方面我們將獨立行動，歐元是決不允許被取消的。”隨著德拉吉帶著語氣堅定的聲明的發表，“歐洲版量化寬鬆政策”已閃亮出場。

　　德拉吉的“聲音”剛剛結束，美國股市就“漲聲”一片。至9月6日美股收盤，標普500指數創2008年1月以來新高，道指創2007年12月以來的最高收盤點數，納斯達克指數更是創下了2000年11月以來的最高收盤點數。

　　9月7日，中國內地和香港股市受到這一利好及其他因素的影響，股指呈現今年少有的大漲行情。至收盤，上證綜指收于2127.76點，漲幅為3.7%；深證成指收于8709.07點，漲幅5.08%；恒生指數收于19802.16點，漲幅3.09%。同時，當天全球其他股市股票指數均有較大的漲幅。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美聯儲已多次放出可能採取更多貨幣刺激措施的資訊。在8月22日公佈的美聯儲會議紀要中，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作了非常明確的表態，稱“會非常緊密地跟蹤接下來的經濟資訊”，並且“將會適時提供更多的寬鬆政策”。

　　當地時間8月31日，伯南克在美國懷俄明州傑克遜霍爾舉行的全球央行年會上，發表了題為“危機出現以來的貨幣政策”的演講，演講中雖未承諾推出QE3，但卻釋放出了進一步寬鬆的信號。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在解讀伯南克演講時説，其內容主要是非傳統貨幣政策有效、量化寬鬆風險可控、目前經濟形勢很差、美聯儲願意行動。

　　他説：“我們維持此前的政策預判：美國將從9月開始新一輪寬鬆，先採取延長低利率承諾的‘前瞻指導’，年內開始QE3。”

　　9月7日，美國勞工部宣佈美8月非農就業環比增加9.6萬人，低於預期；失業率為8.1%。據路透社報道，“美國8月就業增長緩慢，這為美聯儲下周向疲弱經濟注入額外貨幣鋪平了道路。”

　　境內外專家認為，在歐洲央行推出“量化寬鬆政策”和美國失業率高企等數據發佈之後，QE3的推出已是“箭在弦上”。近期全球金融市場的動向對此已作出明顯的反映。

　　當前全球經濟不景氣仿佛為全球各央行先繼推出新一輪寬鬆貨幣政策做了注腳。Markit發佈的8月全球製造業PMI在持續3個月下降後跌至48.4%，為2009年6月以來的最低點。主要發達經濟體的製造業仍處於收縮區間，其中美國連續3個月處於收縮區間，為復蘇以來首次出現。歐元區核心國家包括德國和法國製造業PMI指數均低於50%，還在危機後的底部附近。

　　日本迄今已連續3個月處於50%以下。新興市場經濟體PMI綜合指數在過去15個月中一直在49%至51%的窄幅區間內徘徊。除巴西外，中國、印度、韓國、俄羅斯、臺灣、新加坡均出現下降，中國的PMI更是自去年11月以來首次跌入收縮區域(8月份匯豐中國PMI預覽指數跌至47.8%，創9個月以來新低)。

　　此前，美聯儲實施QE1、QE2所取得的積極效果，為其可能儘快推出QE3打足了“勇氣”。在傑克遜霍爾的演講上，伯南克引用研究表明，至2012年為止，兩輪的QE提高了美國經濟産出3個百分點，創造了超過200萬個工作崗位。QE壓低了國債的風險溢價，從而令其收益率下滑，降低了全社會的融資成本。

　　兩輪QE與扭曲操作加起來，對10年期國債收益率壓低了約80~120個基點。在兩次QE期間，標普500分別上漲36%和24%，新興市場股市上漲102%和18%，大宗商品價格上漲15%和27%。風險資産價格上行，對有限理性的消費者和投資者就會産生“財富效應”，鼓勵他們進行相應的消費和投資行為，支援經濟增長。QE1期間美元指數下降5%，QE2期間下降10%。下行的匯率，從一定程度上支援了美國的出口。

　　如果美聯儲推行QE3，“對新興市場利大於弊，對美國影響力度減小。”彭文生在對QE3與QE1、QE2進行比較分析時這樣説。對美國經濟與股市而言，QE3相比前面兩次的QE，影響力度可能顯著減小。專家預測，由於目前美國國內的情況與國際經濟形勢與以前有了比較大的變化，如果實施QE3，美國國債利率與息差的下降空間將會減小，股市上升的空間可能也有所減小，壓縮財富效應，匯率效應可能有限。

　　中金報告預測指出，“QE3對中國利大於弊。”QE3有利於穩定中國的外部需求。在美國面臨財政緊縮的壓力下，量化寬鬆應該有助於穩定美國國內需求。從這個意義上講，QE3有助於防止中國出口增長進一步大幅下滑。QE3的出臺對我國通脹壓力的影響將顯著小于前兩次。上一輪QE2時，中國經濟增長仍然較快，國內投資增速處於高峰期，通脹壓力處於上升階段，輸入型通脹壓力比較大，尤其體現在大宗商品價格上升。目前我國經濟增速顯著放緩，尤其是房地産投資增速大幅下降，企業處於去庫存階段，PPI通縮。

　　另外，目前我國面臨資本凈流出導致的流動性偏緊局面，和QE2時期的情況很不一樣。當時，我國仍然有顯著的資金流入。如果QE3帶來美元貶值壓力，引導國際資本流入新興市場國家，將有利於抵消我國的資金流出壓力，從而舒緩國內市場流動性，對風險偏好也可能有正面影響。

　　如果美國在歐洲出臺“量化寬鬆政策”之後實施QE3，中國當局怎麼辦？如果也實施更寬鬆的政策措施，那將與國外流入的資金一起使國內流動性更多，給房價調控帶來更多壓力；如果保持現有政策力度不變，將有可能使國際流入的“熱錢”享受中國資産價格上漲的更多好處。而且，在國際國內流動性可能更多的條件下如何加快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經濟結構的調整，也面臨著新的挑戰。中國宏觀經濟調控政策要立足國內實際，同時考慮與國際幾大經濟體宏觀政策進行有效博弈，以利於維護中國經濟金融的安全穩定和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