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著實體經濟的利潤支撐，正是榆林倖免溫州民間借貸危機“蝴蝶效應”的根本原因。融資鏈條短、多次轉貸現象較少，因此即使投資項目出現風險，也不會有較大的傳染性，可以較大程度地避免大宗案件引發的民間借貸“崩盤”現象。

　　在民間借貸風險集中爆發之前，榆林市政府就已經未雨綢繆，提前對一些異化為地下錢莊的仲介進行了清理整頓。神木縣為了淡化民間借貸的投機氛圍，建立了打擊和處理非法集資監測預警制度和防範預警體系。

　　60億元，這是陜西省榆林市神木縣一季度存款凈增量。但在當地金融機構眼裏，這一變化卻未帶來太多喜悅，因為熟悉內情的人都清楚，存款“異動”源於投往內蒙古、寧夏等地房地産和煤炭業的民間借貸資金大量回流。

　　這一猜測得到了有關部門的印證。人行榆林市中支在進行專項調研後得出，2009年曾有業界專家對神木民間融資規模進行測算，大概在200億元左右，但到今年一季度這一規模已縮減至不到140億元。兩者之差與神木縣的存款增量驚人的吻合。由此可以判斷，在這個與溫州、鄂爾多斯齊名的民間融資樣板城市，一改往昔的火爆場面，民間借貸出現了明顯降溫的勢頭。

　　自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神木的民間借貸就一直呈升溫趨勢，不但參與人數眾多，一度呈現“全民借貸”的傾向，而且借貸利率一路走高。那麼，今年始料未及的資金“逆流”，背後的真實原因是什麼？回流資金究竟是“理性回歸”，還是在潛伏著伺機尋找新的投機“獵物”？這又會給地區經濟帶來哪些影響？

　　資金“逆流”

　　有著“中國第一産煤大縣之稱”的神木縣煤炭資源異常豐富。這個人口只有42萬人的三線城市因煤炭而變得不普通，迅速積累的民間財富使得這裡的民間借貸極為活躍，並吸引著周邊府谷、靖邊等縣的民間資金也向這裡聚集，成為名副其實的民間資金集散地。

　　人行榆林市中支去年6月份調研估算，榆林的民間融資規模在700億元左右，但從9月份開始就有所“退燒”，融資量明顯下降，到今年一季度已經縮減了100多億元。而神木縣民間資金回流僅僅是榆林市民間借貸整體降溫的一個縮影，另外伴隨著部分規模較小的民間借貸仲介被洗牌，“弱者已經退出市場，而強者經營極為謹慎”。

　　“退燒”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在神木縣民間借貸最為火爆的時候，不僅從事個人借貸的地下錢莊屢見不鮮，擔保公司、寄售行、投資公司等仲介組織也充當起了資金掮客。據統計，高峰時這類民間借貸仲介人員大約佔到神木縣人口的1/5。大量民間資金涌入民間借貸市場也迅速推高了資金拆借的利率。“最紅火的時候是2009年，那時民間借貸利率比煤炭行業利潤還高。”一位熟悉情況的人士告訴記者，過去神木民間借貸吸收存款月息一般在2分至3分，而放貸利率則達到月息3.5分至4分。在高利潤的誘惑下，不斷聚集而來的民間借貸資金大進大出，甚至出現了公開化的趨勢。

　　除去融資規模縮小和參與人數減少，今年借貸利率持續走低也充分體現出榆林市民間融資大幅降溫的趨勢。據人行榆林市中支監測，年初以來，榆林民間融資吸收存款利率普遍降為月息1.7分，貸款利率普遍降為月息2分到2.5分，已經遠遠低於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間借貸利率不超過銀行同期存貸款利率4倍的規定。

　　“對於神木人來説，最佳的投資時機或許已經過去。”一位當地人説，神木乃至整個榆林市民間借貸市場迅速降溫，是投資狂潮開始退潮的真實寫照。小煤窯關停，房地産市場調整，導致曾經的“炒煤熱”、“炒房熱”驟然冷卻。“以往一些煤礦的股權幾經倒手就炒到了天價”，如今按照榆林市的煤炭資源整合實施方案，全市煤炭企業重組後，將保留50個煤炭企業。不僅在榆林本地投資小煤礦的風險加大，神木縣投向內蒙古露天煤礦的民間借貸資金也因煤企整合和開採政策變化而出現了很大風險。另外，樓市深幅調整讓部分民間投機資金遭遇了“滑鐵盧”。在難以找到好的投資項目時，一些仲介機構融入的資金陷入一個無法投出的困境，因而才出現了大規模的民間借貸資金回流。

　　獨有的運作軌跡

　　我們看到，去年溫州民間借貸資金鏈危機爆發後出現了老闆跑路潮，隨之多米諾骨牌被推倒，鄭州擔保業出現了“地震”，鄂爾多斯頻頻曝出“蘇葉女案”等案件。相較之下，儘管投資風險也對榆林市的民間借貸市場造成了衝擊，但卻鮮有大的案件糾紛。這又是為何？

　　與溫州等地出現的民間資金自我迴圈、以錢炒錢不同，榆林的民間借貸有著獨特的運作軌跡，起步遲、規模小，借款利率也不是最高，月利率主要集中在15%。~25%。左右，大部分聚集的資金流向了煤礦、煤化工、商貿、房地産等實體經濟領域，而且因為榆林市房地産盤子比較小，總量有限，所以樓市調整對榆林民間融資的衝擊也有限。

　　有著實體經濟的利潤支撐，正是榆林倖免溫州民間借貸危機“蝴蝶效應”的根本原因。據了解，榆林市民間融資多以點對點的橫向融資為主，資金流入仲介機構後就直接投向了煤炭等實體經濟。融資鏈條短、多次轉貸現象較少，因此即使投資項目出現風險，也不會有較大的傳染性，可以較大程度地避免大宗案件引發的民間借貸“崩盤”現象。而且，在榆林市北部，民間借貸的融資方多是煤礦、煤炭深加工企業等資金實力較強的大企業集團，在煤炭行情緊俏價高的背景下，整個行業平均利潤率較高，比如説2010年神木縣煤炭行業資本利潤率平均達20%~25%。投資標的的高利潤使得民間融資在利息支付時較為及時。

　　另據記者了解，在民間借貸風險集中爆發之前，榆林市政府就已經未雨綢繆，提前對一些異化為地下錢莊的仲介進行了清理整頓。“從去年7月份，市政府就開始了規範金融秩序、防範金融風險專項行動，取締了一批違規的擔保機構和投資公司。”當地一位政府人士説。

　　經過集中清理，地下非法錢莊的數量已經大為減少，比如，神木縣正式批准註冊登記的50家擔保公司紛紛改行，從事起其他經營活動。另外，神木縣為了淡化民間借貸的投機氛圍，還建立了打擊和處理非法集資監測預警制度和防範預警體系，開通了群眾舉報電話，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神木民間借貸活動。

　　探索新出路

　　眾所週知，民間借貸是一把“雙刃劍”，在正常運作時是正規金融的有益補充，而在神木縣民營經濟從“草根”到“三分天下有其二”的蛻變過程中，民間融資切實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但是，各地頻頻的風險暴露卻在警示，由於缺乏監管，始終在灰色地帶遊走，民間借貸隨時都可能會露出鋒利的刀刃。雖然榆林市民間借貸運轉正常，有著自我運作的軌跡，但是也需加強引導和規範。怎樣才能為民間資金找到新出路？神木縣的許多人都在思索。“如果能夠將區域民間貨幣財富進行資本化或金融化改造，將其納入整體金融範疇進行統一管理，那麼民間貨幣資金就會與國家産業、財政和金融、信貸等政策形成更均衡更有效的對接與匹配。”人行榆林市中支負責人認為。

　　據悉，作為陜北能源最為豐富的城市，榆林市能源化工基地已從載體建設和項目建設階段進入跨越式發展階段，這為發揮大項目、大工程對民間資金的虹吸效應提供了可能。“我們設想參照封閉式基金運作模式，設立不上市的榆林産業投資基金，以此為平臺廣泛吸收民間資本、聚集民間資本，通過基金運作投入到榆林急需的産業開發中”。

　　此外，為廣泛拓展民間資金的投資渠道，人行榆林市中支還建議，允許和支援民間資本設立新型金融機構，支援民間資本發起設立信用擔保公司，同時鼓勵民間融資進入股權投資業，大力發展私募股權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