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從幕後走向前臺,始於科技部。截至前天,98個中央部門中,七成多的中央部門的“三公經費”逐一亮相。
科技部“吃螃蟹”舉動激起了公眾三公經費公開程度的持續期盼。然而,兩個月以來,各部門“精煉”的表格和簡短的註釋,對於不具備專業知識、不清楚相關背景和標準的普通百姓而言,不啻于深奧、難懂的“天書”。難道三公支出為公開而公開?
“公開總比不公開好。”中國社科院財貿所研究員、財政研究室主任楊志勇指出,下一步三公監督和制約需要審計、問責等配套措施。
概念公開
此“三公”非彼“三公”?
官方公佈的“三公”與民間關切的“三公”概念不同,又無具體細化説明,渴望知情的公眾感覺不解渴。
對“三公”的關注源於民間。人們想探究“一盒煙一壺油,一頓飯一頭牛,屁股坐著一座樓”的現實版本——每年政府到底花掉了多少錢?
民間關注的“三公支出”指的是公費旅遊、公車私用、公款吃喝。對於三公的探究源於最基本的知情需要。
作為公眾知情權的守望者,媒體對三公有著持續的關注。近日對中央部門三公支出的持續關注可見一斑。3月23日,國務院定出時間表,要求各部門6月公開支出情況。按照國務院要求,98個中央部門要公開部門決算。
4月14日,科技部率先公開三公經費預算。這一“吃螃蟹”的舉動,使得三公支出從幕後走到前臺。但同時,將三公“打包”,公佈總數的方式也引來“看不懂”的質疑。儘管7月15日,科技部在僅有的2011年三公經費預算總數基礎上進行了補充,但從科技部開始,陸續公佈“三公”均為:中央部門因公出國(境)經費、公務用車購置及運作費以及公務接待費,並非民間所關注的三公支出。
有專家指出,三公經費的公開的細化程度不夠,導致人們很難對這樣的三公支出進行有效的監督。
因“三公經費”超5億曾一度登上支出榜首的海關總署,其中4.5億多用於“公務用車購置及運作”。並且表示“車輛大部分為執法執勤用車,不同於一般公務用車,是開展執法執勤工作的必要保障。”有關專家在分析這一數字時指出,執法用車並非專門為官員服務的一般公務用車,需要區別對待。只籠統地公佈執法執勤用車的花銷,公眾就無法對官員用車花費進行有效的監督,籠統地公佈公車花費意義不大。言外之意:此“公車”非彼“公車”。
有關專家呼籲,不要低估老百姓的智商,他們當然知道政府也有正常開銷,只是希望能夠把不該花的留下來,把能節省的省下來。官方公佈的“三公”與民間關切的“三公”概念不同,渴望知情的公眾感覺不解渴。
目的 公開
三公支出為公開而公開?
縱觀陸續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的“三公”數據,有的部門公開得細緻,有的公開得粗略,有的有相應的解釋,有的則沒有。
經歷了從單個緩慢公佈到週末集中公佈的轉變,目前公佈的單位已佔大半。最初的目的是否實現?
繼科技部和中國工程院後,國家文物局在其官網上公開了“三公經費”財政撥款情況。數據顯示,去年公務接待費的財政撥款決算數是48.32萬元;今年這項費用的財政預算為151.85萬元。“公務接待費”的預決算相差103萬元,增加兩倍多。一直提出要壓縮三公經費,為何越壓越多?公務接待費用呈兩倍增長,其必要性在哪?這些問題無法從一張短表上找到答案。
數字一齣,引發輿論廣泛討論。國家文物局隨後就此進行解釋稱,2010年國家文物局公務接待費預算與決算差異較大的原因是,有7個與中國簽署文化交流協議的國家,因受各種因素影響,未能如期派出政府代表團訪華,造成當年公務接待費支出相應減少。
經過此番質疑,此後儘管一些單位在公佈“三公經費”的同時進行解釋説明,但國務院南水北調辦公室、中國民航局、國家林業局、中央黨校、中國工程院、國家郵政局等多家單位仍被指過於簡單。從“精煉”的表格和簡短的註釋中,老百姓仍然看不出錢到底是怎麼花出去的。
在諸多不滿的情緒中,面對部分單位的“三公”解釋説明,公眾提出了“是否能夠相信”的疑問。
國家糧食局公佈2010年因公出國(境)費212.88萬元,比2010年預算數增加13.04萬元,增加的原因是2010年參加國際會議和培訓團組增加,另外一個團組由於歐洲受火山灰影響,不能正常回國,經費超出了預算。
一直關注國務院有關部門政府資訊公開情況的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呂艷濱副研究員將公眾的迷惑歸因于目前“三公”公開的標準、內容、範圍、方式方法等沒有統一和規範。
“這樣的公開還不能讓公眾清晰、明瞭地判定該部門經費支出的詳細核算標準、開展有關活動與本部門履行職責的關聯度、必要性和實際取得的成效,因此也就很難判定這些經費的支出究竟是否真的合理、是否真的取得了應有的績效。知情的目的沒實現,勢必遭到公眾的質疑。”在這樣的公開狀況下,公眾只能“看個熱鬧”。
全國人大代表葉青指出“三公經費”的統計口徑不一致,就難以有所比照。基於組織結構、人員構成等諸多因素,各部門公佈的最終絕對數字的高低並不必然説明相關工作的優劣。
缺乏權威部門把關,“自説自話”的數據難逃選擇性公開的命運。
實效公開
面對質疑不予回應?
對於公眾的質疑聲,多數部門基本上未予回應。與此同時,很多部門“吸取教訓”,苦心選擇週末扎堆公佈,避免引起過多的注意。
當報道標題中“三公經費暫居首位”的主語一再改變,三公經費的新高也一再被後來者刷新。質疑部門三公支出過高的聲浪在出現更高數字之後發生轉向。
計生委因公出國費用比例高引發質疑。在計生委的“三公”賬本中,2010年的實際花銷、2011年的預算數都逼近500萬元,超過“三公經費”總額的五成。
當人們從這些公開的資訊中看出了“不解”和“疑惑”的時候,“過於籠統”“支出總額過高”“公車佔比過高”等質疑不斷出現——“三公”公開在民間自然而然地進入第二環節:知情之後的監督介入。但現實狀況是,相關部門多數未回應。
如果熱鬧關注的背後是“你可以批評,但我堅決不改”的態度,那麼眼下轟轟烈烈的“三公”公開又有多少是“虛熱”的成分?
全國人大代表葉青指出,面對輿論批評,有關中央部門現在除了第一輪的説明以外,應該有第二輪的實質調整。並且伴隨工作的推進將相關資訊對社會公佈,讓人們看到監督實效。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所研究員、財政研究室主任楊志勇指出,公開只是滿足了公眾的知情權。下一步的監督和制約需要審計、問責等配套措施。
還有專家指出,唯有擴大公民與人大代表們的話語權,讓他們有機會參與編制和審議政府預算,才能真正使涉及到公眾切身利益的財政開支不會成為一筆糊塗賬。
“預算公開總比不公開好。”楊志勇指出,“結果導向”預算評價機制似乎更加合理。即以某項目為例,考察投入和實際産出,並且引入第三方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