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許多最重要的宏觀經濟問題，都與各種各樣的債務大規模積壓有關。在歐洲，周邊國的公共債務、銀行債務和對外債務相互交錯，已經威脅到了歐元區的生存。在大西洋對岸的情況也讓人疑惑；從長期看，美國應該怎樣消除佔GDP 8%的政府預算赤字？

　　平衡預算須付調整成本

　　政府應該怎樣做？一個極端是簡單照搬凱恩斯主義療法，認為在經濟陷入深度衰退時，政府赤字無關緊要，甚至可以説是愈大愈好。

　　另一個是極端的債務上限絕對論，認為政府應該從明天就開始平衡預算。這兩種觀點都太過輕率。

　　持債務上限絕對論者，大大低估了自身的債務融資“驟停”所造成的巨大調整成本。這類調整成本正是希臘等缺錢國在金融市場失去信心，資金流突然枯竭時，出現重大社會和經濟混亂的原因。

　　而讓政府像我們大家那樣平衡它們的預算呢？事情並非那麼簡單。

　　一般來説，政府都做出了巨大數額的支出承諾，通常與國防、基礎設施項目、教育和衛生等基本服務有關。

　　1981年裏根就任美國總統後，廢除了在他當選和上任之間兩個半月時間裏政府所增加的公共服務職位，這表明他削減政府支出的堅定決心，但由此造成的即期預算效應卻是負面的。

　　凱恩斯主義者同樣頭腦簡單。他們認為，居高不下的失業率足以表明應該採取更為激進的財政擴張，就算美國和英國這樣已經存在鉅額赤字的國家也如是。

　　但到底是誰幼稚？政府應該只追求在整個經濟週期內實現預算平衡，在繁榮期積累盈餘，在經濟活動疲軟期增加赤字，這當然是正確的。但認為鉅額債務積累是免費午餐，就大錯特錯了。

　　無限赤字或陷長期衰退

　　我們發現，達到GDP的90%的高債務水準，是長期拖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其效果通常會持續二十年以上，累計成本可能達到驚人的程度。

　　自1800年以來，高債務時期平均會維持23年，且通常伴隨增長率比低債務時期低1個百分點以上的現象。也就是説，在經歷了四分之一的高債務時期後，收入會比正常增長率情形低25%。

　　當然，債務和增長之間的回饋是雙向的，但常規衰退只維持1年時間，無法解釋長達二十年的萎靡。對增長的拖累，更有可能來自政府最終需要增稅以及投資支出的下降。因此，誠然政府支出可以提供短期刺激，但需要在它和長期非週期性衰退之間做出權衡。

　　注意，自1800年以來，幾乎一半的高債務時期伴隨著低或正常水準的真實利率，這一點令人警醒。日本在過去二十年中的低增長和低利率就是明證。

　　此外，背負沉重的債務包袱也要承受全球利率在未來有所升高的風險。這一點在今天尤其適用——在主要央行持續大規模“量化寬鬆”後，許多國家的國債期限結構變得極短。因此，它們面臨著利率升高將相對較快地反映為借貸成本升高的風險。

　　如今，許多發達國家都達到或在接近90%GDP的債務水準，將已然規模很大的赤字進一步擴張到危險水準，頭腦簡單的凱恩斯主義者所鼓吹的無成本戰略已經站不住腳了。

　　總而言之，必須當心，不要落入當今債務問題存在簡單解決之道這一觀點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