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又到上市公司的年報披露季節。25日的數據説，中石油去年的利潤降了，但是高管的薪水漲了；27日的數據説，中國建設銀行2008年凈利潤增長34%，該行高管自願降薪10%左右。

　　在全球經濟危機下的今天，企業高管的薪水是個更敏感的話題。

　　無論是財政部負責監管的金融企業，還是國資委負責監管的中央企業，在普通民眾的眼裏，都是有著政府背景，或多或少享受著政策資源的紅頂公司。因此，這些企業高管的收入自然比民營企業高管的收入更值得納稅人關心。

　　經濟冬天裏，一位工人的收入和他眼裏的高管薪水

　　“我們‘黑爪子’幹活掙錢，‘白爪子’花。”3月中旬，張松岳(化名)這麼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這位國有企業普通工人説：“我不知道我們公司的高管掙多少錢，我只希望自己有活幹，希望我們工人有錢掙，苦點臟點累點都不怕。”

　　在這位一線工人的言談中，“黑爪子”指“普通工人”，他們每天在中國製造業的流水線上工作8小時，手總是黑的；而“白爪子”指的是企業管理層，坐辦公室，手總是白的。

　　張松岳三十多歲，已經結婚。生活在北方一個中等工業城市。他説，今年2月份他的工資拿到手是1400多元。愛人的單位效益不好，2月份的工資是500多元。“我們一家人都是工人。”張松岳的父母和岳父母，以及妹妹都工作在同一家大企業的不同部門。

　　他説：“我不打麻將，不賭博，這錢夠花了。去年單位效益好的時候，每月能有2000多元。平時過生活最怕的是‘隨份子’。”

　　“隨份子”是當地風俗，同事親戚朋友結婚或當兵時，都要送禮金。他説：“這是我最大的開銷。一次至少送一百元，關係好的要更多點。每年‘五一’，‘十一’假期是結婚高峰期，年末則是當兵的高潮。”

　　張松岳的家庭財務計劃是爭取每月存1000元。平時，他抽價格在3元到5元一包的香煙，自己買菜做飯。“我們這裡消費不像北京。10塊錢買的菜，有一堆。”

　　2009年春節過後，全球經濟危機波及這裡。他們的車間開始半天休息，半天培訓。賣菜的總問他：“你們什麼時候上班呀？”

　　張松岳説：“經濟危機來了，這是世界性的，波及咱們國家。我們國有企業黃是黃不了的。我希望動腦子掙錢的公司高管們，能想到我們一線工人過日子不容易。”

　　公司少賺錢不耽誤高管漲薪

　　張松岳所在的國有公司不是上市公司。因此，企業高管薪水是不公開的。

　　中石油3月25日披露的2008年度業績表明，按照國際會計準則，中石油2008年凈利潤1144.31億元，比2007年少賺300多億元，出現多年來業績首次下降。

　　但是，高管們卻在2008年普遍提高了薪水。根據中石油公佈的2008年年報，除了掌門人蔣潔敏從股份公司拿薪水轉為從母公司中石油集團拿薪水，從而使得股份公司少支付91.6萬元外(2007年度蔣潔敏從股份公司拿到報酬91.6萬元)，中石油高管普遍提薪。

　　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省政府參事秦希燕在今年兩會發言中炮轟國有企業高管高薪，並提交了《關於限制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負責人高薪酬的建議》。

　　秦希燕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説，現在國有企業高管的薪水往往是總經理、董事長自己決定的，儘管通過了企業的董事會，但是一般都是高票通過，所以等於是自己給自己發工資，“欽定”現象較普遍。

　　“這種制度應該改變，我覺得應該由職工代表大會來決定，報國資委審查批准。同時，我認為應該建立一種公開制度，公開薪水。”

　　對於國有企業高管和普通員工的收入差距問題，一位中央企業高管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説：“國務院國資委對國有企業高管收入是有明確規定的。在(上世紀)90年代,國有企業高管收入不能超過員工平均水準的6倍，後來漲到了12倍，低於國際慣例。據我了解，目前中央企業高管的年收入多在100萬元以內。”

　　這位中央企業高管説：“對高管的股權激勵，國資委是控制的。現在基本不批。”同為中央企業高管，不同行業收入差別很大。

　　秦希燕認為，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負責人的薪酬激勵，應根據競爭性還是壟斷性而區別制定，不能依據行業壟斷賺取的暴利作為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負責人薪酬標準。

　　“他們真的把企業做好了，高管薪酬拿高點是沒問題的。不過，在與效益掛鉤的同時，還要與國家的工資水準掛鉤，不能太高。尤其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面前，應當限制和降低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負責人的高薪酬。由職工代表大會決定薪酬水準，並公開化、公平化，這樣才是解決之道。”秦希燕説。

　　獨立經濟觀察人士時寒冰認為，中國政府更應該對國有企業高管限薪。

　　時寒冰認為，企業高管高薪問題，在我國引發的爭議也非常激烈，但相關限制性措施姍姍來遲，且缺乏必要的剛性和可操作性。這與我們的民意向決策層傳導的滯後因素相關，更與我們缺少制度架構的制約相關。在我國，由於民眾缺乏能夠代表他們行使權利的代言人，他們的利益訴求並不能直接傳遞給決策層。

　　時寒冰説，國有企業的高管享有的升遷待遇本身，也是一種激勵，這個激勵機制體現在政治方面。比如，一些央企高管享有行政級別(一把手都是副部級)。讓這些享受副部級待遇的國有企業管理者再享受市場化的天價高薪，難以説服民眾，造成同級別崗位“肥瘦不均”，也加重了工作的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