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視點：小崗“三問” 追尋農村改革起點的思考
9月3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到安徽農村考察。這是胡錦濤在滁州市鳳陽縣小崗村村民關友江家院子裏同村民們親切交談，共商農村改革發展大計。新華社記者鞠鵬攝
新華網北京10月5日電 題：小崗“三問”－－追尋中國農村改革起點的思考
新華社“新華視點”記者 郭獻文、宋振遠、蔡敏
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記者來到農村改革的起點安徽鳳陽縣小崗村。小崗村有兩座“雕塑”，一座是新擴建的大包乾紀念館，一座是村民文化廣場上石雕版的鄧小平語錄，這兩座東西相望的“雕塑”無聲地述説著改革先行者的輝煌。
站在改革30年的新起點上，小崗人在思考，應堅守什麼、發展什麼、突破什麼，小崗怎樣才能開創一個更加輝煌的未來？這其實也是中國農村改革發展的共同思考。
7月17日，小崗村村民繆夕清在搬運葡萄。近兩年來，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在有關專家的帶動下，通過土地整合，發展特色經濟，僅葡萄種植就達600畝，每戶每年提高收入2000多元。新華社記者 王雷 攝
一問：“包産到戶”給中國改革帶來什麼？
8月下旬，記者剛走進小崗“大包乾”帶頭人嚴俊昌家，他便撂下一句話：“大包乾”的歷史貢獻怎麼評價都不過分。“沒有包産到戶，農民就不能解決溫飽問題，國家就沒有後來的發展！”
説話時，嚴俊昌把雙手揚得很高，仿佛兩隻手想同時觸摸歷史和今天。
今日小崗，雖沒有華西村的工業文明和街市繁華，但還是有幾分“新農村”模樣。這裡不僅有自來水，有文化廣場，有社區醫療服務中心，有垃圾填埋場，有旅遊場館，有裝上路燈的水泥大道和一排排新蓋的兩層小樓，間或還有三五輛停在路邊的小轎車。
不過，村頭成片的葡萄架、蘑菇大棚和玉米地提醒記者：這裡依然是一個普通的中國村莊。
如今，當初18位摁手印“包産到戶”的小崗農民中已有6位離世。在尋訪當年“大包乾”帶頭人的過程中，記者深切體會到改革成果的來之不易。
華中師範大學教授徐勇曾潛心研究“包産到戶”的歷史：以包産到戶肇始的農村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在上世紀80年代確立之前歷經30年鬥爭，有過無數坎坷，上至中央領導、省委書記，下到基層幹部、平民百姓，許多人為之付出慘痛代價，真可謂一場革命性的歷史大變革！
今天人們對小崗農民冒著“殺頭、坐牢”風險搞“大包乾”的故事耳熟能詳，但有兩個問題不少人卻並不清楚－－
中國改革為什麼從農村開始？農村改革又為什麼從小崗村突破？
在“大包乾”帶頭人嚴宏昌的家，老人家對兩個問題的答案就一個字：窮。
改革從農村開始，是因為農民太窮；農村改革選擇從小崗突破，是因為小崗農民更窮。歷史經驗顯示，改革往往從最薄弱的環節突破，置於死地而後生，偶然中蘊含著必然。
安徽作家潘小平曾追尋小崗的“窮根”：鳳陽處於江淮分水嶺，非旱即澇，“乞丐之鄉”的帽子由來已久，“鳳陽花鼓”最早就是外出行乞敲出名的。
歷史性轉折發生在1978年底。當年適逢大旱荒，生存的本能使小崗農民將個人安危和政治風險置之度外，在分田到戶的“秘密協議”上摁下鮮紅的手印。結果小崗一年就越過溫飽線，還首次向國家交售余糧。
恰好，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也是1978年底。中國扶貧基金會會長段應碧説，全會的決定雖沒有明確肯定包産到戶的具體做法，但它所確立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思想路線，為即將風起雲湧的農村改革提供了強大思想武器，是改革開放當之無愧的歷史轉捩點。
最終是鄧小平1980年的表態一錘定音：“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産隊搞了大包乾，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
小崗改革迅速在全國形成燎原之勢，背後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和內在動力。1978年全國每人平均佔有糧食只相當於1957年，全國農民每人平均年收入只有70多元。經濟面臨崩潰和農村的凋敝，醞釀著改革的突破。
回顧改革30年，許多人在思考：“包産到戶”給中國發展留下什麼？
從農村看，家庭聯産承包制度，最終上升為我國農村的基本經營制度，徹底打破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體制。這一重大改革解放了農村生産力，使中國農業發展越過長期短缺階段，解決了億萬人民的溫飽問題。今天，在人多地少的中國農村發展現代農業，家庭承包制仍是必守的政策“底線”。
從城市看，最先在農村推行的承包制，後來被普遍移植到企業改革中，直接推動了“農村包圍城市”的全國改革態勢。在城鎮化、工業化加速的今天，無論是保障農産品供應和市場價格穩定，還是擴大消費，都需要在統籌城鄉發展中穩農富農。
更重要的是，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使中國改革確立了一條基本原則，即尊重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把發展生産力和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視為判斷改革成敗的根本標準。
近年來全球糧食危機，中國卻連年豐收。農村學者畢美家感慨地説：“改革30年後，我們再看起源於小崗的家庭承包制改革，會覺得更有現實意義。”
是的，無論歷史如何變遷，小崗改革的“起點意義”都不會消失，改革創新的“大包乾”精神永在！
7月17日，南京大學工程管理學院的師生在與大包乾帶頭人之一嚴宏昌（前右三）交流。今年正值改革開放三十年，大包乾發源地——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成為大學生暑期社會實踐的熱土。全國許多高校師生來到小崗村，走訪大包乾帶頭人，考察小崗村三十年來的發展變化，增加對改革開放三十年的認識。新華社記者 李健 攝
二問：改革先行者能否一路領先？
小崗是改革的先行者，人們寄厚望于小崗。但發展並不一帆風順，徘徊與困惑也一度困擾小崗人。
正如2004年從省直部門下派小崗任村支書的沈浩所説：“想不到滿身光環的小崗發展了26年，還只有一條泥土路通往外界，自來水還沒入戶，村委會負債運作，當時每人平均年收入剛過2000元。唯一的資本－－名氣，如‘小崗’‘大包乾’也被人搶注了商標。”
記者調研發現，小崗改革“先行”未能“先富”，主要是三方面的原因：
從歷史原因看，在“大包乾”解決溫飽後，錯過市場門檻較低的鄉鎮企業“發展機遇期”，沒有完成從小農生産者到商品經營者的轉變，被認為是小崗失去“先富”機會的根源之一。
嚴宏昌感慨説，30年來他有兩個夢：一個是已經實現的“大包乾”。另一個是始終未圓的“工業致富夢”。他先後創辦6個企業，但都因種種原因未成功。
回想“屢戰屢敗”的辦廠經歷，嚴宏昌嘆息説：“小崗人不敢闖了，失去了當年摁手印分田到戶的改革勇氣。”
從鄉村治理看，沒有産生新型帶頭人的新機制，是小崗不能“先富”的又一根源。
“大包乾”帶頭人嚴立坤至今不能釋懷：分田到戶後，小崗村很長時間沒有一次黨員會和村民會能開到尾，村委會改選一度無法順利進行。
從體制原因看，小崗其實是中國傳統農區的縮影。受制于城鄉二元體制束縛，發展要素處於向城市“凈流出”狀態，這是發展慢的深層原因。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説，評價小崗村，要注意兩個尺規：一是承包制的歷史性貢獻。二是傳統農村的發展水準。華西村全國沒幾個，小崗村目前在全國更具代表性。
小崗突破曾創造中國改革的“歷史高度”。但要求小崗創造中國改革進程的所有高度，則未免有些苛求。
經濟發展不外乎四要素，即土地、勞動力、資金和技術。但目前在我國傳統農村，四要素處於“凈流出”狀態，如農民工涌入城市、土地被徵用或拋荒、農村金融失血、農民技術素質低。小崗也不例外，長期以來青壯年勞動力大都外流，村內發展缺資金、缺技術、缺管理。
“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地區發展要素‘凈流出’而能致富的！”經濟學家溫鐵軍坦言。如果不能破除城鄉二元體制，不能將“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戰略轉變落到實處，中國傳統農區的新農村建設和現代農業發展就很難順利推進。
資料圖片：安徽小崗村大包乾紀念館
三問：農村現代化路在何方？
“大包乾”後，中央領導曾説過“希望小崗敢闖”。村支書沈浩説，在全國推動新農村建設大背景下，小崗決心重振改革創新的“大包乾”精神。
在堅持家庭承包經營的基礎上，小崗人開始探索發展多種形式的土地規模經營。2006年，嚴金昌把10畝承包地租給上海一家養殖公司，用於發展種豬擴繁基地。他還接受了公司聘用，成為養殖場管理者。目前全村出租或流轉規模達到600畝。
下派幹部，催生小崗新的帶頭人，沈浩2004年從安徽省財政廳下派到小崗村任村支書。
“大包乾”帶頭人嚴立坤説，農村改革30年，小崗人自發摁過兩次手印，第一次是1978年為搞“大包乾”，第二次就是2006年為了留下挂職將到期的沈浩。面對98名小崗村民的簽名信，安徽省有關部門領導感慨地説：“這麼多農民主動要求將挂職幹部留下，這在全省還是首例。”
在嚴立坤看來，沈浩代表了“新型農村幹部”。幾年來，沈浩推動依法治村，雖遇阻力但沒有退卻；帶著村民外出考察、整理土地、發展現代農業和鄉村旅遊、引資興建基礎設施……
村莊兼併，實施“大村莊”體制。2008年初，鳳陽縣決定把周邊的嚴崗、石馬兩村併入小崗，成立新的小崗行政村。借“大村莊制”改革之機，新小崗實行直選，剛任小崗村黨委書記不久的沈浩又當選村委會主任。
跳出了舊的生産方式和鄉村治理模式後，接下來是如何在發展中尋求突破。而傳統農村要發展，必須實現人才、勞動力、資金等發展要素的“回流”，怎麼辦？
引進大學生，為農村發展注入新鮮血液。從2006年起，小崗從全國公開引進了30多名大學生。通過土地流轉、政策扶持發展蘑菇大棚，已帶動村民發展大棚200多畝，畝收益過萬元。同時，嚴德友辭去鄉鎮公職，利用資金積累回村租地發展180畝葡萄示範園，帶動村民種植葡萄600多畝。
農民自發籌建專業合作社，創新發展現代農業的組織形式。小崗近些年經多次試驗，先後成立蘑菇、葡萄等多個專業産銷合作社，提高了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和市場主體地位。
小崗蘑菇合作社監事長苗娟説：“合作社正研究發展蘑菇加工儲藏，解決季節性銷售到常年銷售的難題，讓社員收益最大化。”
今年以來，小崗專業合作社還拓展“融資”功能，設立社員互助基金，積極解決農村“貸款難”問題。小崗葡萄合作社理事長嚴德友説，互助金是社員自願籌資，然後通過互相擔保，解決社員的資金急需。
小崗的探索證明，“承包制＋合作社＋互助金＋農戶”模式，受到村民歡迎，被一些專家認為符合國情，是發展中國特色現代農業的重要形式。
小崗人在做“現代農業夢”的同時，也在重新編織未圓的“工業富民夢”。
2007年，嚴宏昌的兒子嚴余山從上海再次回小崗創業，希望利用自己的節電設備專利技術創辦新型企業。對比兩次回鄉辦企業的感受，嚴余山看到了希望。他説：“2001年帶錢回村創業，村民的反應是排斥，幹部則漠不關心。這次歸來創業，不少村民變成了追隨者，就連縣領導也幾次登門交流，共同探討農村辦企業的新路子。”
鳳陽縣委書記馬佔文説，從宏觀看，促成小崗新一輪發展的大背景，正是中央提出“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戰略轉變。2007年，小崗每人平均收入達到6000元，高出全國農民每人平均純收入約2000元。
記者離開小崗時，村里正請專家作總體發展規劃。目前小崗基本形成了“現代農業－－旅遊産業－－工農業協調發展”的“三步走”戰略共識。沈浩説：“有了長遠規劃和長效發展的機制，不管以後誰離職，小崗都會保持發展的連續性。”
如果説，小崗一度的困惑，也是中國農村的困惑；那麼，小崗已經孕育的希望，同樣也是中國廣大農村的希望所在。
